第187章陈济棠广东反蒋 粤国府欲再北伐 (第3/3页)
了，仍没见蒋介石理会。
于是，汪精卫提议“趁许多‘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聚集穗城之机，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的一切问题。 汪精卫的提议，立即得到了“西山会议派”成员邹鲁、覃振等人的“赞同”，众人也皆呼和。 于是，五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简称“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 与会者有在粤的“国民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监委会委员”及在粤的其他“政要”；连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现正隐居在家乡广东珠海唐家镇唐家村了的唐绍仪及被蒋介石排挤出粤、时避居在上海英租界的许崇智等人，也被邀与会了。 “非常会议”通过了汪精卫起草的《非常会议宣言》，并决定“另组‘国民政府’”，以替代被蒋介石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 五月二十七日，新的“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史称“广东国民政府”；同时，公布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大纲》。 据此，推举唐绍仪、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林森、李宗仁、陈济棠、孙科、邹鲁、陈友仁、古应芬、李烈钧、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萧佛成、蒋尊簋等十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其中，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邹鲁、孙科等五人为“常务委员”，而“国务会议主席”则由“五名常务委员”轮流坐庄。 汪精卫、李宗仁等人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蒋介石并不意外；令他气恼的是邓泽如、林森、古应芬、孙科等人竟然也会与汪精卫合流、而对他发难。 因此，蒋介石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将四人“开除党籍”，并下《令》“通缉”。 而更令蒋介石头疼的是邓演达，此人较汪精卫、李宗仁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邓演达非但与汪精卫、李宗仁等人搅在一起、参与了对蒋介石发难；且竟然还组建了所谓的“黄埔革命同学会”公开提出“要用武力打倒他”，这更令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了。 蒋介石一直视“黄埔”为他的地盘与资本，“黄埔学员”均应是他的“门生、弟子”、可谓是其“嫡系”，岂允他人染指？ 所以，邓演达的所为、何止是在与他作对，更如是在他身上剜rou、心头插刀了，蒋介石岂能再容忍于他？为此，蒋介石悬赏《通缉》邓演达；并派王柏龄赴上海，务必“要将邓演达缉捕”。 且说，“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后，接着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任》“常委”，并准备以“两广”军队为主力再举“北伐”。 为此，将“两广”军队改组，统一复称为“国民革命军”。 原“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由陈济棠《任》“总司令”；下辖三个军，余汉谋《任》“第一军军长”、香翰屏《任》“第二军军长”、李扬敬《任》“第三军军长”。 而原“张、桂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由李宗仁《任》“总司令”、白崇禧《任》“副总司令”、张发奎则《任》“前敌总指挥”；下辖四个军，张发奎兼《任》“第四军军长”、廖磊《任》“第七军军长”、李品仙《任》“第八军军长”、黄旭初《任》“第十五军军长”。 同时，还设立了直属于“广东国民政府”的“海军”与“空军司令部”，由原“南京航空署署长”张惠长、“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陈策分《任》“海军”与“空军司令”。 接着，又设立了“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由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以联络团结北方的“反蒋”势力。 “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再举“北伐”，这才令蒋介石确是感到了事态严重、着实出了一身冷汗，不知该如何是好？ 且因，驻于赣西南的“第十九路军”蔡廷锴与戴戟部原系“粤军”，蒋介石担心俩人或会附和陈济棠；因此，赶紧将俩人所部“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由赣西南调至赣中，以免再节外生枝。 不过，“广东国民政府”毕竟是个大杂烩；其成员有蒋介石的死对头汪精卫、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许崇智、邹鲁，胡汉民的追随者古应芬、陈济棠、邓泽如、萧佛成、陈耀垣、邓青阳，还有“第三党”的陈友仁及所谓“超然派”的唐绍仪、王宠惠、林森、李烈钧等人；虽看是势众，但各怀鬼胎、自有盘算，并不能拧成一股绳、真具杀伤力。 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一点，也就有恃无恐了。 而蒋介石明白，这帮家伙之所以发难，是由于自己将胡汉民软禁了；特别是古应芬、陈济棠、邓泽如，更缘于此。 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将胡汉民放了，这帮家伙必会分化瓦解，眼前的危机即可解。 只是，蒋介石不想就此放了胡汉民。 因为，若是如此快地就将胡汉民放了，岂不是显得是自己向他低头了而面上无光？所以，若真要放胡汉民，也得慢慢来；须再消磨他一段时间，以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 然而，若是不放，广东的那班家伙必不肯罢休，这倒确是令他有点左右为难了。最后，蒋介石决定“先来个投石问路、试探一下对方，看反应后再说”。 于是，蒋介石故意放出口风：“拟在六月召开‘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胡汉民将复《任》‘中央政治委员’。”欲藉此消除古应芬、陈济棠等人的敌意。 蒋介石这一招果是灵验，“广东国民政府”中立即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因为，蒋介石的软禁胡汉民，确是古应芬等人对他发难的一大原因；现在，见蒋介石准备放胡汉民了，也就打算“收场”。 而陈济棠的“反蒋”并欲与“桂系”举兵再“北伐”，一则是随同古应芬为“胡汉民被软禁、鸣不平”之故，再则无非是“对蒋介石曾对他的恫吓、所作的一种反制”；同时，也想藉此“迫蒋介石承认、已被自己攫取了的在广东的权位”。其实，陈济棠与蒋介石并无难解之怨。现在，他见蒋介石软下口气了，也打算就此歇手。 因此，陈济棠改口提“政治为先驱，军事作后盾”了，实际上是想打退堂鼓。 可是，李宗仁因与蒋介石结怨已深，也就主张“除恶务尽”；却认为“只能用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与蒋介石的争端”，而不愿就此罢休。 汪精卫当然“赞成”李宗仁的主张，并力劝陈济棠“出兵讨蒋”。 然而，陈济棠不听所劝，令汪精卫碰了钉子；因此，汪精卫一气之下又离粤去往香港了。 李宗仁见汪精卫走了，自己难再与陈济棠合作，遂也返回广西去了。 因此，原已准备的“再举‘北伐’”就没了下文。 汪精卫与李宗仁离粤后，陈济棠立即派人赴南京，要求蒋介石“承认其在广东的既得权位”。 而蒋介石见“广东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了裂隙，自己的危机解除，也就宽心了；从而，又可他顾。 于是，蒋介石再次调兵遣将，准备对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再次实施围剿。而对于陈济棠的要求，却置于一旁、无意作答。 至于让胡汉民“复出”，也食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