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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4章抗日激起学生潮 宁粤休战求和议 (第2/3页)
,他当然难以容忍“日本人”如此蛮横无理,竟然将“老爹”给他留下的这份家业夺占了。 然而,此时的张学良却又担心“若是采取武力抵抗,必会导致事态进一步激化”;而对于日本,自己没有十分的胜算,也就不免犹豫、进退维谷了。且蒋介石曾告以“欲抑制日本之嚣张,须有懒国联”言犹在耳,倒是让张学良也觉得“这或许是对付日本人的最佳良方”。 想到此,张学良也就又竭力克己忍耐了,没对已火烧眉毛了的东北局势采取措施;只是《电》告南京,以待“中央政府定夺”。 张学良如此泰然自若地含垢忍辱,实是令人费解、且难免遭世人诟病。 而此时,蒋介石正坐镇南昌、主持“围剿”;“南京国民政府”却因蒋介石没在南京、无人可作主,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也都不知所措了;只得《电》催蒋介石“返京”,以主持大局。 然而,时局骤变、容不得迟疑,等不及蒋介石“返京”了;遂于十九日晚,由戴季陶主持召开了有于右任、丁惟汾、朱培德、王正廷、吴稚晖、邵力子、陈立夫、陈布雷、张道藩、恩克巴图、克兴额等人参加的“国民党临时中央常务会议”。 会上,众人七嘴八舌、争论多时,但却拿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至子夜一时了,才作出“发布《告全国国民书》、对日抗议与交涉、致《电》粤方休战、共御外侮”等应急措施。 于是,由陈布雷连夜起草并发表《告全国国民书》,上有“‘国民’务必维持镇静、团结坚定,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举;信任政府,救国御侮”等语,以期能“平息民愤、控制学潮”。 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倒是主动,先于“国民党临时中央常务会议”作出《决定》前、已在九月十九日就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发出了《照会》。 王正廷在《照会》中就“日本‘关东军’侵占沈阳”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撤回原防地”。 然而,日本欲“‘侵占中国东北’图谋已久”,岂肯把已吞入口了的肥rou吐出?因此,重光葵对于王正廷的“抗议”置之不理。 第二天,王正廷再次提出“抗议”;可是,日本政府仍没予理睬,令王正廷甚是无奈。 与此同时,依照“国民党临时中常会”作出的应急措施,则由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张继、“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国民政府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铁城出面,急《电》汪精卫等人,呼吁“‘宁、粤’休战”;谓“今日形势,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一切利害之上”,故望粤方“俯纳调停,共倡和平”。 因为,“宁方”的“共倡和平”甚是冠冕堂皇、符合民意,“粤方”也就只得作出回应,即于当天就回《电》,同意“休战”以“共御外侮”。 于是,“广东国民政府”将“粤、桂联军”撤回原防地,停止了入湘军事行动;“南京国民政府”则也撤回了援湘的军队,各回原防地;如此,“宁、粤”之间的军事对抗告停了。 因此时,李石曾、张继、吴铁城等人正在北平;故而,仨人致《电》汪精卫的同时,又专程赴“协和医院”晤见张学良;告以“中央政府已在作外交努力”,要张学良“力持镇静”。 李石曾等人之言可算是中央政府的回复,张学良闻后似乎吃了定心丸;也就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所谓“外交努力”了;因此,张学良仍不下《令》“抵抗”。 而时《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翼飞却建议张学良“率‘东北军’出关‘抗日’”,以免受国人责难;并表示“自己愿为前驱”,为“御外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血染长城、肝脑涂地’皆在所不惜”。 然而,此时的张学良却已完全相信中央政府的“外交努力”定会见效;因此,决意“不作武力抵抗”,也就没允刘翼飞“率军出关”。 刘翼飞未能如愿“抗日”,心中甚是郁闷、但却无奈。 而时在关外的“东北军”,由于“少帅”曾有“不抵抗”之《令》,至今仍未收回成命;因此,谁也不敢违《令》而为。此时,关外的“东北军”虽有十五万之众,却都如没头苍蝇、乱哄哄的不知所措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无所顾忌地肆虐逞强,一座座城池被“日军”夺取、大片热土遭“日军”的铁骑践踏。 且说,时在南昌的蒋介石闻《报》“九·一八事变”后,确也大吃了一惊。 虽然,蒋介石早已觉到“日本有图谋‘东三省’之心”;也因此,他曾告诫张学良“要忍辱负重、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 蒋介石原以为“自己克制了,日本人再是寻衅、也闹腾不大”;况且,“中村事件”与“万宝山事件”已渐平息,日本该没了寻衅滋事的借口;但谁知,日本竟然又制造了所谓的“柳条湖事件”,硬是引燃了战火、武力入侵东北了。看来,日本是贼心不泯、没达目的不肯罢休;对此,蒋介石倒是不敢掉以轻心了。 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内响起一片“立息内争,一致对外”的呼声;迫使蒋介石只得将“剿共”之事暂时搁置;因而,他心中暗骂:“倭寇害我!”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蒋介石终于匆匆回到南京。 蒋介石返宁后,立即召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等人会商。 他肯定了戴季陶等人先已作出的措施,特别是要张学良“力持镇静”;因为,“日军”虽是明目张胆地挑起了战争,但蒋介石仍不想与“日军”武力冲突,以免局势进一步恶化、而更难收拾。 其实,蒋介石也只想“通过外交途径、求助于‘国联’,以抑制日本的野心”。 为此,蒋介石一面《指令》王正廷继续向“日本驻华公使”“抗议”与交涉,一面则《电令》时在日内瓦的“中国驻国联全权代表”施肇基将“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之事实、向“国联”《报告》,希求国际社会能“主持公道”。 于是,九月二十一日,施肇基致《函》“国联秘书长”德鲁蒙,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并要求“国联”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立采步骤,阻止事态扩大”。 虽然,“国联”接受施肇基的“提请”后,即于第二天就召开“国联理事会”。 然因,由英、法等国cao纵的“国联”不敢得罪时为“常任理事国”的日本;“国联理事会”虽是召开了,但只是争论不休、并无结果;连谴责性的《决议》也难形成,更不用说“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了。 而就在施肇基“提请‘国联’裁决”之时,日本“关东军”却已又无所顾忌地侵占了长春与吉林。 其实,日本根本没对“国联”有甚顾忌,倒是害怕“中国群情激愤的民意”、特别是一波接一波的“学潮”。 所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虽是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的“抗议”置之不理,但却忧心“愤怒的中国‘民众’会伤害‘日侨’”;于是,他指使“日本公使馆”的“书记官”上村特意传话:“日本政府已下《令》保护在日‘华侨’,希望中国政府对在华‘日侨’亦尽力保护。” 果然,蒋介石闻言后似乎被提醒了,忽也担心“激愤的民情会导致对‘日侨’的报复”;特别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子,热血沸腾时什么“不理智”的事都会干;若真如此,或会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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