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4章抗日激起学生潮 宁粤休战求和议 (第2/3页)

，他当然难以容忍“日本人”如此蛮横无理，竟然将“老爹”给他留下的这份家业夺占了。

    然而，此时的张学良却又担心“若是采取武力抵抗，必会导致事态进一步激化”；而对于日本，自己没有十分的胜算，也就不免犹豫、进退维谷了。且蒋介石曾告以“欲抑制日本之嚣张，须有懒国联”言犹在耳，倒是让张学良也觉得“这或许是对付日本人的最佳良方”。

    想到此，张学良也就又竭力克己忍耐了，没对已火烧眉毛了的东北局势采取措施；只是《电》告南京，以待“中央政府定夺”。

    张学良如此泰然自若地含垢忍辱，实是令人费解、且难免遭世人诟病。

    而此时，蒋介石正坐镇南昌、主持“围剿”；“南京国民政府”却因蒋介石没在南京、无人可作主，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也都不知所措了；只得《电》催蒋介石“返京”，以主持大局。

    然而，时局骤变、容不得迟疑，等不及蒋介石“返京”了；遂于十九日晚，由戴季陶主持召开了有于右任、丁惟汾、朱培德、王正廷、吴稚晖、邵力子、陈立夫、陈布雷、张道藩、恩克巴图、克兴额等人参加的“国民党临时中央常务会议”。

    会上，众人七嘴八舌、争论多时，但却拿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至子夜一时了，才作出“发布《告全国国民书》、对日抗议与交涉、致《电》粤方休战、共御外侮”等应急措施。

    于是，由陈布雷连夜起草并发表《告全国国民书》，上有“‘国民’务必维持镇静、团结坚定，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举；信任政府，救国御侮”等语，以期能“平息民愤、控制学潮”。

    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倒是主动，先于“国民党临时中央常务会议”作出《决定》前、已在九月十九日就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发出了《照会》。

    王正廷在《照会》中就“日本‘关东军’侵占沈阳”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撤回原防地”。

    然而，日本欲“‘侵占中国东北’图谋已久”，岂肯把已吞入口了的肥rou吐出？因此，重光葵对于王正廷的“抗议”置之不理。

    第二天，王正廷再次提出“抗议”；可是，日本政府仍没予理睬，令王正廷甚是无奈。

    与此同时，依照“国民党临时中常会”作出的应急措施，则由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张继、“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国民政府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铁城出面，急《电》汪精卫等人，呼吁“‘宁、粤’休战”；谓“今日形势，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一切利害之上”，故望粤方“俯纳调停，共倡和平”。

    因为，“宁方”的“共倡和平”甚是冠冕堂皇、符合民意，“粤方”也就只得作出回应，即于当天就回《电》，同意“休战”以“共御外侮”。

    于是，“广东国民政府”将“粤、桂联军”撤回原防地，停止了入湘军事行动；“南京国民政府”则也撤回了援湘的军队，各回原防地；如此，“宁、粤”之间的军事对抗告停了。

    因此时，李石曾、张继、吴铁城等人正在北平；故而，仨人致《电》汪精卫的同时，又专程赴“协和医院”晤见张学良；告以“中央政府已在作外交努力”，要张学良“力持镇静”。

    李石曾等人之言可算是中央政府的回复，张学良闻后似乎吃了定心丸；也就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所谓“外交努力”了；因此，张学良仍不下《令》“抵抗”。

    而时《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翼飞却建议张学良“率‘东北军’出关‘抗日’”，以免受国人责难；并表示“自己愿为前驱”，为“御外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血染长城、肝脑涂地’皆在所不惜”。

    然而，此时的张学良却已完全相信中央政府的“外交努力”定会见效；因此，决意“不作武力抵抗”，也就没允刘翼飞“率军出关”。

    刘翼飞未能如愿“抗日”，心中甚是郁闷、但却无奈。

    而时在关外的“东北军”，由于“少帅”曾有“不抵抗”之《令》，至今仍未收回成命；因此，谁也不敢违《令》而为。此时，关外的“东北军”虽有十五万之众，却都如没头苍蝇、乱哄哄的不知所措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无所顾忌地肆虐逞强，一座座城池被“日军”夺取、大片热土遭“日军”的铁骑践踏。

    且说，时在南昌的蒋介石闻《报》“九·一八事变”后，确也大吃了一惊。

    虽然，蒋介石早已觉到“日本有图谋‘东三省’之心”；也因此，他曾告诫张学良“要忍辱负重、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

    蒋介石原以为“自己克制了，日本人再是寻衅、也闹腾不大”；况且，“中村事件”与“万宝山事件”已渐平息，日本该没了寻衅滋事的借口；但谁知，日本竟然又制造了所谓的“柳条湖事件”，硬是引燃了战火、武力入侵东北了。看来，日本是贼心不泯、没达目的不肯罢休；对此，蒋介石倒是不敢掉以轻心了。

    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内响起一片“立息内争，一致对外”的呼声；迫使蒋介石只得将“剿共”之事暂时搁置；因而，他心中暗骂：“倭寇害我！”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蒋介石终于匆匆回到南京。

    蒋介石返宁后，立即召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等人会商。

    他肯定了戴季陶等人先已作出的措施，特别是要张学良“力持镇静”；因为，“日军”虽是明目张胆地挑起了战争，但蒋介石仍不想与“日军”武力冲突，以免局势进一步恶化、而更难收拾。

    其实，蒋介石也只想“通过外交途径、求助于‘国联’，以抑制日本的野心”。

    为此，蒋介石一面《指令》王正廷继续向“日本驻华公使”“抗议”与交涉，一面则《电令》时在日内瓦的“中国驻国联全权代表”施肇基将“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之事实、向“国联”《报告》，希求国际社会能“主持公道”。

    于是，九月二十一日，施肇基致《函》“国联秘书长”德鲁蒙，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并要求“国联”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立采步骤，阻止事态扩大”。

    虽然，“国联”接受施肇基的“提请”后，即于第二天就召开“国联理事会”。

    然因，由英、法等国cao纵的“国联”不敢得罪时为“常任理事国”的日本；“国联理事会”虽是召开了，但只是争论不休、并无结果；连谴责性的《决议》也难形成，更不用说“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了。

    而就在施肇基“提请‘国联’裁决”之时，日本“关东军”却已又无所顾忌地侵占了长春与吉林。

    其实，日本根本没对“国联”有甚顾忌，倒是害怕“中国群情激愤的民意”、特别是一波接一波的“学潮”。

    所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虽是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的“抗议”置之不理，但却忧心“愤怒的中国‘民众’会伤害‘日侨’”；于是，他指使“日本公使馆”的“书记官”上村特意传话：“日本政府已下《令》保护在日‘华侨’，希望中国政府对在华‘日侨’亦尽力保护。”

    果然，蒋介石闻言后似乎被提醒了，忽也担心“激愤的民情会导致对‘日侨’的报复”；特别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子，热血沸腾时什么“不理智”的事都会干；若真如此，或会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