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4章抗日激起学生潮 宁粤休战求和议 (第3/3页)

“国际社会”诉求时显得“理屈”。

    为此，蒋介石决定“赶紧采取措施”。

    于是，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全市党员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言：“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说到底，就是要国民“任人宰割，连痛也不喊”，更别说“还手”了。

    而对于“日侨”较多的山东，更是特别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令》其“须严防民众对‘日侨’的报复暴举，以免使日本更有扩大事态的借口”。

    当然，蒋介石也知道，“国民”乃至国民党内的“同仁”对于这种“不抵抗”方针、定是难以接受；因而，他又作了一番解释：“此刻暂且逆来顺受，决非屈服；如若国际条约之信义无存、和平绝望，至忍无可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体国民，以四万万同胞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尊严；共赴国难，宁为玉碎。”

    蒋介石这番振振有词的解释确是起了作用，义愤的“国民”相信了他的话，皆克制自我、没对“日侨”有过激的举动；而天真的“学生”也对政府寄予了信任与希望，表示“完全拥护政府的立场，誓为政府之后盾”。

    而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三民中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在向政府“请愿”时，也只是“敦促外交当局，向日本严正交涉”，且呼吁全国同胞“应本着同仇敌忾之精神，在政府指挥下，奋发图存”。

    蒋介石见此，原有的忧虑消了许多。

    而张学良为了“与蒋介石主政的中央政府保持步调一致，再次忍痛含愤”了，仍没下《令》“抵抗”。

    只是，鉴于此时辽西的锦州、锦西、兴城、绥中、北镇、黑山、义县、阜新、彰武、新民、盘山、辽中、台安、法库、康平等地尚未陷落；且受张学良托付“主政‘东三省’”的张作相为“家父”奔丧、此时尚在锦州，而辽宁省的军、政要人从沈阳逃离后、大多也已汇聚到了锦州。

    于是，九月二十三日，张学良作出《决定》，干脆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与“辽宁省政府行署”等军政机构都移址、改设在了锦州；同时，仍《委任》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荣臻“代理东北边防军参谋长”。

    而由于，“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在“九·一八事变”时被“日军”扣押了；虽然，因其深明大义的“母亲”虽死也不允“儿子”叛国，致使臧式毅至今尚未投日；因此，张学良保留了臧式毅的“辽宁省政府主席”之衔。

    不过，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军不可一日无帅”；因此，张学良《任命》“东三省兵工厂总办”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

    如此，辽宁省的军政机构重新架起，锦州也遂成了辽宁省新的军政指挥中心。

    且说，蒋介石要国人“忍痛含愤、逆来顺受”之时，“东三省”的局势却进一步恶化了。

    “日军”非但占据了沈阳、长春、吉林，并进而夺取了“南满铁路”沿线的许多城市；短短几天时间，辽宁、吉林两省几乎全陷落了。

    至此，“国人”这才觉到正如中＊共＊的《抗日宣言》中所言：“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所谓‘忍耐’、‘镇静’、‘莫给人以可乘之机会’、‘和平以示奋斗’等等所谓策略及其极力压迫一切反帝运动的行动，必然要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急进的更肆无忌惮的来占领满洲！”

    因此，“国人”又激愤难制了，并将辽宁、吉林两省的陷落归咎于政府的“不抵抗”与外交上的无能。

    为此，南京、上海等地各高校的“学生抗日救国会”又组织集会、游行“请愿”，一股更大规模的“学潮”又掀起了；“学生”提出了更强烈的诉求，敦促政府“与日断交”、“对日宣战”，并要求“惩办不力外交官”、“撤换王正廷”。

    九月二十八日，南京、上海两地“学生”五千余人冒雨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未能得到答复，转而去往“外交部”。

    然而，“外交部”的答复也仍只是“等待‘国联’解决”。

    “学生”见政府仍持“不抵抗主义”，感到了“被愚弄与欺骗”，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激怒的“学生”突破警卫的阻拦、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打了一顿，这才算是出了闷气。

    王正廷被殴致伤，心中甚感委屈，遂辞去了“外交部长”之职。

    蒋介石见王正廷坚辞，也深感无奈；于是，《任命》施肇基接任“外交部长”。可是，施肇基时在日内瓦，遂由“外交部次长”李锦纶代理。

    但因，此时的“外交部”非但要与日交涉，更需要面对与应付“学潮”；而李锦纶却是生于美国纽约的归国“华侨”，中文欠佳、难与“国人”勾通；值此多事之秋，外交机构也就出现了人手不济的空档。

    为弥补外交机构上的这一缺陷，蒋介石在原“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的基础上，指定戴季陶、宋子文、于右任、邵元冲、丁惟汾、陈布雷等六人组成“特种外交委员会”，由戴季陶《任》“委员长”。

    接着，“特种外交委员会”又下设了由陈布雷、罗文干负责的“宣传组”，由朱培德、陈绍宽负责的“治安组”，以加强对外宣传、应付紧急事件。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又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声称：“人民应受统一之指挥，政府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人民不必过问；此后如再见于国家有害者，政府职责所在，不容姑息。”

    而为平息“学潮”，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九日亲自接见了“上海大夏大学”等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代表”。

    然而，“学生”们这次不再相信他的话了；“学生代表”的质询、令蒋介石无言以对，甚是难堪、下不了台。

    因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了，不愿且也不敢再接见“请愿”的“学生代表”，并指斥：“学生此等浮动散漫举动，徒表示我民族无能，此事乃是上海当局不顾大局之咎也。”

    于是，蒋介石致《电》“上海特别市长”张群，告以“上海学生不得再来南京”；同时，《命令》上海铁路局：“凡载有学生的列车，不准放行来京。”

    接着，九月三十日，“国民政府”又颁布《维持全国秩序令》，声称“当此国难方殷之际，政府当负其全责，保持威信。嗣后国内如有违反革命纪律，或挠乱秩序者，政府当本其职守以制止之。”

    同日，还颁布了《保护日侨令》。

    如此，由蒋介石当家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日军”在中国东北赤裸裸的侵略行径，非但不下《令》“抵抗”；且将义愤难抑的“学生”与“国民”视作了“挠乱秩序者”，欲以强腕扼制。

    “国民政府”这种“对内强硬、对外软弱”的姿态，自然遭到了“国人”的鄙夷与唾弃；从而，“国民政府”将自己置于了“欲‘奋起抗日’的民众”的对立面。

    然而，“学生”与“国人”并没有被唬住。

    此后，全国各地的“学潮”仍此起彼伏从不间断，且波及到社会各界；每天仍有来自各地的社会各界“请愿团”抵宁，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疲于应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