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章陈绍禹赴苏避险 秦邦宪初出茅庐 (第1/3页)

    【史要】陈绍禹赴莫斯科避险，博古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国联”敦促日本撤军；张

    海鹏攻打齐齐哈尔……

    却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因内外交困而被迫搁置了对“中＊共＊苏区”的“围剿”。

    鉴于形势的变化，已主持中＊共＊中央了的王明则于九月二十日，由他亲自执笔起草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简称《紧急任务决议》，并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

    《紧急任务决议》中认为“江西‘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主力击溃了‘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些胜利充分证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的《指示》与《决议》完全正确，同时也就又一次给予那些对中国革命悲观失望、对于‘工农红军’污蔑的反革命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罗章龙‘右派’、邓演达‘第三党’以及党内动摇悲观、失望消极的‘立三主义’残余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致命的打击。”

    王明在《紧急任务决议》中，也忘乎所以地提出了“当前的任务”是“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首先是武汉、南昌、九江、宜昌、沙市、南浔路、平汉路、武长路、株萍路等地”。

    同时，指示：“‘中央苏区’必须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政府’，各‘苏区’也必须于‘十月革命节’前成立当地‘苏维埃政府’。”

    且指出“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主要表现在“不相信‘苏维埃运动’与‘红军’在目前能够取得胜利”，党必须对他们作思想上与组织上的斗争。

    王明的《紧急任务决议》听上去是那么的铿锵有力对革命充满信心，但实质上却与李立三曾主张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出一辙，也是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然而，王明在竭力鼓噪“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要全党“对革命充满信心”之时，他自己却胆怯地想离开上海、溜了。

    原来，蒋介石虽是搁置了对中＊共＊“苏区”的“围剿”；但在“沪、宁”等地，对中＊共＊的搜捕却仍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且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各地的“学潮”经久不断、难以平息；蒋介石怀疑，“学潮”的掀起必是受“共党”驱使所致，也就更仇视中＊共＊了；因此，对中＊共＊的搜捕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更是变本加厉了。

    蒋介石希图通过“对中＊共＊的绞杀”，以达到“抑制‘学潮’”的目的，上海、南京等地也就更是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了。

    而顾顺章躲过了“红队”的追杀后，仍在卖力地为蒋介石效命，这对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组织及领导人的安危仍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虽说，自从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变节后，“中＊共＊中央特科”已采取措施，对中＊共＊中央机关、特别是王明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倍加小心、增强了安全措施；但由于，国民党特务加强了搜捕力度，中＊共＊中央机关及领导人欲在上海立足与生存确是更艰难了。

    因而，王明甚是担心自己“若是继续留在如此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嘴上虽是不说，心中却胆怯得很，总是想着“得设法尽快离开上海这处险境”；只是，苦无一个适当的托词。

    正在王明为自身处境担忧之时，“共产国际”忽来《指示》：“要中＊共＊中央派一名负责人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赴莫斯科参与‘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正迫切想溜的王明即抓住这个机会，决定“由他自己亲自前往莫斯科”。王明的打算，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于是，他刻不容缓地准备离去了。

    王明虽是打算“离开中国、去往莫斯科”，但却不想放弃手中的权力，仍欲能对中＊共＊实施遥控指挥。

    为此，王明在离沪前，经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量后，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央临时政治局’”简称“中＊共＊临时中央”，并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六人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其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

    而接《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才六个月的博古，因其对王明言听计从，更是被指定为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总负责”。

    博古本来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但经王明如此一手拔擢后，竟然一跃成了中＊共＊中央的临时“舵手”，真可谓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咄咄怪事；可是，王明独断专行地就是这么做了。

    从而，这位年仅二十四岁初出茅庐的“少共书记”博古被扶上了马，成了陈绍禹在国内的传声筒和代言人。

    王明安排好一切后，这才于十月十八日，携同“妻子”孟庆树、“翻译”卢竟如等人，在“中＊共＊中央特科三科交通员”吴克坚等人保护下，乘坐日本“大和丸”号客轮启程离开上海，经海参威后秘密奔赴莫斯科了。

    王明抵达莫斯科后不久，当选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事务；从而，更是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莫斯科、不必再涉足中国国内的险境了；且又能通过博古这个传声筒与代理人仍对中＊共＊中央发号使令、遥控指挥，可谓是称心如意了。

    因而，王明虽是远在莫斯科了，但被史家称之为的“王明路线”仍在中＊共＊党内肆行无忌。

    而此时，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已被迫返回南京；致使“国民党军”纷纷撤退到了“苏区”外围，“红军”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如此，眼见形势对中＊共＊及其“红军”大利了；所以，王明自己虽因胆怯、去往莫斯科了，但却要“临时中央”敦促“中央苏区”的“红军”趁有利形势“攻打中心城市”，以在江西省内取得政权。

    刚被扶上台的博古对于王明的话，当然是唯命是从。

    于是，即以“中＊共＊临时中央”的名义给“江西苏区中央局”下达《指示》：“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在政治军事有利于我的条件下，取得一两个中心城市。不要在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退却，以致能很快的重整他们的旗鼓，再来进攻‘苏区’。”

    然而，时《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兼“总政委”的毛＊泽＊东＊却表异议，觉得“‘国民党军’的‘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