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章陈绍禹赴苏避险 秦邦宪初出茅庐 (第2/3页)

虽又被粉碎了，但这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介石才被迫作出的退却；而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一俟局势对他有利，必会卷土重来。且眼下的‘苏区’内部，‘国民党军’的大部虽是撤退了，却尚有一些被反动武装占领的土围白点亟待消灭；否则，则会成为对苏区安危的隐患。而红一方面军刚粉碎敌人的‘围剿’，将士们都已十分疲惫；因此，不宜去攻打中心城市，而应先巩固和稳定‘苏区’内部，且应抓紧时机休整；以便做好‘第四次反围剿’的准备，迎战敌军的再犯。”

    毛＊泽＊东＊的见解有理有据，但博古听了甚不入耳，却认为这是对“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不遵；于是，十月二十二日，博古再次以“中＊共＊临时中央”的名义致《电》“苏区中央局”，并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指令》：“接‘共产国际’来《电》，要中央‘红军’乘势向外发展，正与中央前次给你们的《指示》相符合，请你们立刻把执行这一《指示》的具体布置及所取得成绩告诉中央。”

    欲以“共产国际”的高压，将毛＊泽＊东＊镇服。

    然而，毛＊泽＊东＊并未被所慑，却仍坚持己见；并复《电》“中＊共＊临时中央”直言表白：“无法执行‘向外发展’的《指示》。”

    如此，毛＊泽＊东＊与“****临时中央”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竟敢如此抗《命》不遵，着实令博古恼火极了。然因，“中央‘苏区’”的几次反“围剿”胜利毕竟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的；有此功勋，倒使博古对于毛＊泽＊东＊甚是无奈。

    而博古毕竟是初出茅庐、根基浅薄，不敢太摆架子、过于放肆；因此，也就只得“打住”而没再催促了。

    且说，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着手组建了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于是，只注重于作“外交努力”向“国联”申诉，寄希望于“别的列强能对日本的侵华行径有所遏制并敦促‘日军’从被占领土上撤退”。

    如此一来，“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军’入侵中国‘东三省’”，更是不打算作武力抵抗了。

    九月三十日，在施肇基的努力下，“国联”终于作出了“日军应从现占领地撤退”的《决议》。

    “国联”的《决议》确是令日本政府感到了一定的压力，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赶紧《声明》：“‘日军’将相机撤军，归还奉天。”

    如此，“南京国民政府”似乎给打了剂强心针，对“国联”更是寄予了信任与希望；且以为“政府的决策正确”，收复沈阳等失地、不必付诸武力。

    于是，十月一日，“南京国民政府”即作出《决议》：“在日本未撤兵以前，中国对于日本之侵略与压迫，惟有信任‘国联’，始终主持公道，以维持世界之和平。”

    并《电》告张学良，要他“派定‘东三省’统率各地军队之长官”准备“接收‘日军’撤退后之各地”，并“切实负责恢复‘日军’所破坏之各地治安”，以免“日方籍口延宕”。

    然而，中＊共＊却清醒地意识到，要想“‘日军’撤出‘东三省’”，不是依靠所谓的“外交努力”能实现的；只有“唤起民众、用武力抵抗，方能迫使日本侵略者缩回它的魔爪”。而“国联”的《决议》无非是一纸空文，且如隔靴搔痒、不会对日本政府有任何触动，也就抑制不了它的野心。

    所以，要想“拯救中国，还得依靠中华民族自己，特别是要唤起正在遭受‘日军’蹂躏的‘东北军民’团结一致、抗敌御侮”。

    于是，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抗日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

    中＊共＊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则在《红旗周报》第二十期上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的文章，指出：“现在组织‘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即作出了“在东北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

    如此，在国民党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日军”的侵略不作抵抗、只是一味的“要‘国人’忍辱负重”的情况下；中＊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义不容辞地振臂高呼，号召“‘国民’奋起抗日”了。

    在中＊共＊的号召下，各地的“抗日”浪潮更是高涨了；一些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官兵顾不得有违上司的“不抵抗”之《令》，纷纷揭竿而起、自发地准备“抗战”了。

    九月二十四日，驻在依兰的“东北军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通电》呼吁辖地军民“团结抗日”。

    第二天，移驻榆树的原“东北军第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也《宣布》“抗日”。

    而“东北军第三十四旅旅长”冯占海则在新驻地舒兰举行了“抗日誓师大会”，决意“抗战”。

    九月二十九日，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曾成立过“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等组织并领导了一系列“反日”斗争的阎宝航，与高崇民等人在北平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

    与此同时，中＊共＊党员王北成奉《命》以“黑山励家车站站长”的公开身份，联络了黑山县大兴庄、广盛屯的李庆年、阎海峰、刘凤梧等五十多人组织了一支“抗日义勇军”。

    而中＊共＊党员、时《任》“东北齐克路局秘书”刘澜波也联络了活动于黑山县英城子一带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高鹏振等人，组建了“东北国民救国军”。

    如此，“东北军民”的爱国热忱被激发而纷纷奋起“抗日”了。

    而“国联”作出的《决议》，果如中＊共＊所料，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对日本政府毫无制约作用。

    原来，“国联”作出《决议》后不久，日本“关东军”于十月十一日发布《公告》向日本“国民”《宣布》了“九·一八事变”的战果，在轻易地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的同时，还缴获了炮二百三十五门、枪十七万支及其他计八千万元的战利品。

    战争能带来如此大的收获，对于正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日本无疑如注入了活力，日本为之举国欢腾了；因此，日本“天皇”及政府也转而支持“关东军”扩大战果了。

    如此，希望“日军”执行“国联”的《决议》“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