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史话中华演义_第195章陈绍禹赴苏避险 秦邦宪初出茅庐 首页

字体:      护眼 关灯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第195章陈绍禹赴苏避险 秦邦宪初出茅庐 (第2/3页)

虽又被粉碎了,但这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介石才被迫作出的退却;而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一俟局势对他有利,必会卷土重来。且眼下的‘苏区’内部,‘国民党军’的大部虽是撤退了,却尚有一些被反动武装占领的土围白点亟待消灭;否则,则会成为对苏区安危的隐患。而红一方面军刚粉碎敌人的‘围剿’,将士们都已十分疲惫;因此,不宜去攻打中心城市,而应先巩固和稳定‘苏区’内部,且应抓紧时机休整;以便做好‘第四次反围剿’的准备,迎战敌军的再犯。”

    毛*泽*东*的见解有理有据,但博古听了甚不入耳,却认为这是对“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不遵;于是,十月二十二日,博古再次以“中*共*临时中央”的名义致《电》“苏区中央局”,并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指令》:“接‘共产国际’来《电》,要中央‘红军’乘势向外发展,正与中央前次给你们的《指示》相符合,请你们立刻把执行这一《指示》的具体布置及所取得成绩告诉中央。”

    欲以“共产国际”的高压,将毛*泽*东*镇服。

    然而,毛*泽*东*并未被所慑,却仍坚持己见;并复《电》“中*共*临时中央”直言表白:“无法执行‘向外发展’的《指示》。”

    如此,毛*泽*东*与“****临时中央”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竟敢如此抗《命》不遵,着实令博古恼火极了。然因,“中央‘苏区’”的几次反“围剿”胜利毕竟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的;有此功勋,倒使博古对于毛*泽*东*甚是无奈。

    而博古毕竟是初出茅庐、根基浅薄,不敢太摆架子、过于放肆;因此,也就只得“打住”而没再催促了。

    且说,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着手组建了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于是,只注重于作“外交努力”向“国联”申诉,寄希望于“别的列强能对日本的侵华行径有所遏制并敦促‘日军’从被占领土上撤退”。

    如此一来,“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军’入侵中国‘东三省’”,更是不打算作武力抵抗了。

    九月三十日,在施肇基的努力下,“国联”终于作出了“日军应从现占领地撤退”的《决议》。

    “国联”的《决议》确是令日本政府感到了一定的压力,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赶紧《声明》:“‘日军’将相机撤军,归还奉天。”

    如此,“南京国民政府”似乎给打了剂强心针,对“国联”更是寄予了信任与希望;且以为“政府的决策正确”,收复沈阳等失地、不必付诸武力。

    于是,十月一日,“南京国民政府”即作出《决议》:“在日本未撤兵以前,中国对于日本之侵略与压迫,惟有信任‘国联’,始终主持公道,以维持世界之和平。”

    并《电》告张学良,要他“派定‘东三省’统率各地军队之长官”准备“接收‘日军’撤退后之各地”,并“切实负责恢复‘日军’所破坏之各地治安”,以免“日方籍口延宕”。

    然而,中*共*却清醒地意识到,要想“‘日军’撤出‘东三省’”,不是依靠所谓的“外交努力”能实现的;只有“唤起民众、用武力抵抗,方能迫使日本侵略者缩回它的魔爪”。而“国联”的《决议》无非是一纸空文,且如隔靴搔痒、不会对日本政府有任何触动,也就抑制不了它的野心。

    所以,要想“拯救中国,还得依靠中华民族自己,特别是要唤起正在遭受‘日军’蹂躏的‘东北军民’团结一致、抗敌御侮”。

    于是,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抗日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

    中*共*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则在《红旗周报》第二十期上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的文章,指出:“现在组织‘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即作出了“在东北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

    如此,在国民党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日军”的侵略不作抵抗、只是一味的“要‘国人’忍辱负重”的情况下;中*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义不容辞地振臂高呼,号召“‘国民’奋起抗日”了。

    在中*共*的号召下,各地的“抗日”浪潮更是高涨了;一些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官兵顾不得有违上司的“不抵抗”之《令》,纷纷揭竿而起、自发地准备“抗战”了。

    九月二十四日,驻在依兰的“东北军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通电》呼吁辖地军民“团结抗日”。

    第二天,移驻榆树的原“东北军第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也《宣布》“抗日”。

    而“东北军第三十四旅旅长”冯占海则在新驻地舒兰举行了“抗日誓师大会”,决意“抗战”。

    九月二十九日,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曾成立过“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等组织并领导了一系列“反日”斗争的阎宝航,与高崇民等人在北平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

    与此同时,中*共*党员王北成奉《命》以“黑山励家车站站长”的公开身份,联络了黑山县大兴庄、广盛屯的李庆年、阎海峰、刘凤梧等五十多人组织了一支“抗日义勇军”。

    而中*共*党员、时《任》“东北齐克路局秘书”刘澜波也联络了活动于黑山县英城子一带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高鹏振等人,组建了“东北国民救国军”。

    如此,“东北军民”的爱国热忱被激发而纷纷奋起“抗日”了。

    而“国联”作出的《决议》,果如中*共*所料,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对日本政府毫无制约作用。

    原来,“国联”作出《决议》后不久,日本“关东军”于十月十一日发布《公告》向日本“国民”《宣布》了“九·一八事变”的战果,在轻易地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的同时,还缴获了炮二百三十五门、枪十七万支及其他计八千万元的战利品。

    战争能带来如此大的收获,对于正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日本无疑如注入了活力,日本为之举国欢腾了;因此,日本“天皇”及政府也转而支持“关东军”扩大战果了。

    如此,希望“日军”执行“国联”的《决议》“主动
加入书签 我的书架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