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章清逊帝梦想复辟 土肥原天津事件 (第1/4页)

    【史要】南次郎拟“以华制华”，“清逊帝”溥仪梦想复辟，土肥原贤二制造“天津事件”……

    却说，“宁、粤、沪”三方在上海达成《协议》后，国民党重整在望，皆以为可以舒缓一下了。但谁知，已在“东三省”肆虐的日本，却又将魔爪伸入天津滋事了，令刚有点宽舒了的心境又绷紧了。

    但此时，“江桥抗战”正在鏖战中，齐齐哈尔尚未陷落；而驻于舒兰的冯占海、驻于榆树的李杜等“东北军”将领都拒绝了熙洽的劝诱、不愿附逆投敌，也阻住了“日军”向北挺进的步伐；所以，“东三省”尚未完全落入“日军”魔掌。

    而“日军”之所以要在尚未将“东三省”完全吞噬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将魔爪伸向天津，自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原来，“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成功后，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即向“天皇”作了《满洲的近况》的《报告》。

    南次郎在《报告》中提出：“日本应在中国的‘满洲’建立‘新国家’，进而再向北发展，则可把日本海变成日本的‘内湖’。‘满洲’建立‘新国家’后，日本可以和这个‘新国家’共同经营，以使日本获得永久的资源；如果向这个‘新国家’移民，还可以解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

    此话已是说得十分明了，意在“已被‘日军’侵占的中国东北建立一个所谓的‘满洲国’，以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从而，将‘东三省’完全从中国的版图上割裂出来，变成受日本控制的殖民地”。

    因此时，“日军”虽是占领了中国“东三省”的大部，但却已遭到了“‘东三省’军民”的武装抵抗，中国国内“民众”的“抗日”情绪也在不断高涨，而“国联”也已作出了几个“不利于日本的《决议》”；这一切，多少已使日本政府感到了压力。

    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要想“对占领区实施统治，比靠武力攻取来得难”；因为，若是由日本人直接实施统治，这非但会遭到中国“军民”的强烈抵抗，还会被“国际社会”指责“亡人之国”。

    因此，确应另想办法，以“使日本既能确保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又不至于陷入困境”。

    而南次郎提议的这种“殖民”方式，看来确是比“由日本采取直接统治”来得好。

    因为，这名义上是“由‘满州人’自己立国”，“国联”也就无话可说、难以指责日本“亡人之国”；且采取了“以华制华”之策，又可“化解‘东三省军民’的抵抗情绪”，更“利于日本对被占地区的控制”。

    因此，这一提议可谓“是一举两得”，也就得到了“天皇”的认可，并交由南次郎付诸实施。

    于是，南次郎前往中国东北，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会商。

    本庄繁与土肥原贤二对于筹建“满洲国”也甚感兴趣，觉得“这是日本控制‘东三省’的最佳《方案》”。

    只是，既然是“建国”，就得“有人坐一国‘元首’的交椅”，而可坐这把“交椅”的人却是难觅。

    因为，能坐此“交椅”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不与张学良及“南京国民政府”有任何瓜葛，也就是说“能被培植成‘亲日’”，如此方能受日本cao控；二是，得“能被三千万‘东北人’接受，也就是说得能驾驭得了‘东三省’的政局”。

    要符合此两个条件，看来那就最好是有一定资望的“满州人”；且如此，“‘满人’治‘满’”能堵了“非议者”的嘴。

    本来，有现成的诸如熙洽之类有“满人”血统、又已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了的人在。但因，熙洽之辈的资望不足以驾驭“东三省”，不宜坐这把交椅；故而，尚须另选。

    为此，仨人商议了许久，却一时不得其解。

    最后，土肥原贤二想到了“已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现寓居在天津日租界内的‘满清逊帝’溥仪”，这才如久病难愈之人、得了“对症良方”而欣喜了。

    因为，溥仪是“大清朝”的“末代皇帝”，这个头衔是他人无法得到的；虽然，溥仪现已退位、而成了“逊帝”，但其曾经冠过的“皇帝”名号、却仍蕴藏着无人具备的潜在号召力。

    再说，“清皇室”爱新觉罗氏的根脉就在“满州”，让溥仪回“满州”重坐这把“交椅”，想必东北的“军民”定能接受；因此，选择溥仪坐这把“交椅”应是最适宜不过了。

    而溥仪被赶下“宣统皇帝”的宝座后、又被驱逐出了紫禁城，至今狼狈落泊地寓居在天津；若是将他重新扶上“帝位”，定会感恩戴德、心甘情愿地拜服在大日本的脚前，这正是筹建“满州国”所要达到的目的。

    土肥原贤二欲“扶植溥仪”，南次郎与本庄繁也觉得甚好；只是，溥仪现尚在天津，得设法将他搞到东北来方可成事。

    于是，仨人达成共识后即决定“付诸行动”，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当仁不让、乐于受《命》，准备亲赴天津，以“将溥仪搞到‘满州’”。

    为此，土肥原贤二辞去了“被本庄繁《任命》不到一个月的‘奉天市长’”，改《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如此，便于在天津活动。

    而“奉天市长”之职，则由与袁金铠一起《宣布》“辽宁省独立”、现已投靠日本了的“满州人”赵欣伯接任。

    如此，由“满州人”主政奉天了，也就可免了“曾因是‘日本人’出《任》‘奉天市长’”而招致“国际社会”对于日本“亡人之国”的非议。

    且为能确保事成，土肥原贤二赴津前，先同已在吉林《宣布》“独立”、与“‘日军’合作”了的熙洽商议；告以“日本政府欲帮助‘满州人’建国”，并授意熙洽致《函》溥仪，以“敦促其回‘满州’主政”。

    熙洽本就有“复辟‘满清皇朝’”之意，土肥原贤二所言正中其下怀，两人一拍即合。

    于是，熙洽二话没说，即给时在天津的溥仪写《信》。

    且说，“满清”的“末代皇帝”溥仪，自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一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

    溥仪离开紫禁城后，先是搬进了乃“父”载沣位于什刹海的俗称“北府”的“醇亲王府”。

    然因，经此折腾后，已令溥仪总是胆战心惊、少了安全感；况且，时局又是长期的动荡不安；所以，溥仪虽是搬入了“北府”，却仍是担心有危；因此，打算干脆出洋去、远离中国以避险。

    于是，溥仪去“英国驻华公使馆”，打算求助于曾是其英文“老师”、有“帝师”之称的英国人庄士敦，希望通过他、能让自己赴英国留学。

    然而，“英国驻华公使”觉得“此时的溥仪非但已经‘逊位’且被赶出了紫禁城，早没了可利用的政治价值”；因此，非但没有帮助他去英国“留学”，却连其欲“见庄士敦”的要求也未予满足。

    “英国公使”对溥仪的如此冷漠，倒是让日本人钻了空子。

    因为，日本人觉得，这个“大清朝”的“末代皇帝”虽是“逊位”了，但对于“已对中国存有觊觎之心”的日本来说，或许哪一天会有用。

    因此，就在溥仪惶恐不安、走投无路之时，日本人却向他伸出了手，这不由得令溥仪对日本人有了好感；于是，溥仪躲入了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驻华公使馆”，这才有了安全感。

    翌年二月，又经“日本驻华公使馆”的帮助，溥仪带着“妻妾”、“太监”、“侍女”、“随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