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章清逊帝梦想复辟 土肥原天津事件 (第4/4页)

腰、助他东山再起，正求之不得；于是，按土肥原贤二的授意，着手在天津组建一支所谓的“便衣队”。

    接着，土肥原贤二又用重金收买了“平、津”一带的“青红帮大头目”张壁，要他与李际春联手在天津闹事。张壁是有奶便是娘，收了土肥原贤二的钱后、当然也没二话。

    于是，俩人招募了袁文会、曹华阳、萧云峰、高鹏九、王恩贵、殷凤鸣、牛占元等一大批天津的“地痞流氓”，很快组建成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所谓“便衣队”。

    土肥原贤二《任命》李际春为“总司令”、张壁为“副总司令”，“总司令部”则设在天津日租界内的“万国公寓”中。

    至此，一切已准备就绪，土肥原贤二打算在天津滋事了。

    而为了促使溥仪能铁下心跟自己走，土肥原贤二又《指使》溥仪的“近侍”、实是“日本间谍”的祁继忠不时地给溥仪制造些恐慌，以令溥仪“不敢再滞留在天津”。

    果然，溥仪接连几天接到来路不明的恐吓《电话》，祁继忠还将“藏有子弹的花蓝、故意摆上溥仪的案头”；如此，顿时令溥仪惶恐不安、而急于想离开天津了。

    就这样，一切都在按土肥原贤二的安排顺利进行。

    土肥原贤二见时机已成熟，遂《授意》李际春、张壁“在天津闹事了”。

    十一月八日，李际春、张壁俩人率“便衣队”，打出要求“华北自治”的旗子，由日租界出发，向华界的天津市政府“请愿”。

    一路上，“便衣队”打砸商铺、殴伤路人；后来，“便衣队”甚至于欲冲入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天津警察局等机构；如此，原来的所谓“请愿”即演变成了暴乱，局势顿时失控，天津城内陷入一片混乱。

    就这样，由土肥原贤二一手策划的史称“天津事件”导成了。

    张学良的“胞弟”、时《任》“天津市长”兼“警察局长”张学铭见局势失控，赶紧派遣“天津保安队总队长”李雨霖及有“四大金刚”之称的解方、黄冠南、贾陶、孙铭九等“教官”，率“天津保安队”加以制止。

    然而，李际春的“便衣队”是蓄意闹事且有备而来、甚至于随身都带有手枪；因此，“天津保安队”欲行制止时，遭到了“便衣队”的反击；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械斗并开枪火拼；而许多无辜“市民”却因此遭殃，使人心更是慌乱了，“市民”纷纷逃离天津避难。

    “天津事件”引发后，土肥原贤二即浑水摸鱼，将“挟持溥仪离开天津”的《计划》付诸实施。

    先是，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以“维持秩序”为由下《令》在日租界内实行“戒严”；并以“保护溥仪的安全”之名，派遣“日本宪兵队”将“静园”与外界隔绝；从而，将溥仪控制了。

    十一月十日晚，按照土肥原贤二的精心安排，溥仪在其“近侍”祁继忠“陪护”下潜出“静园”，与郑孝胥等人一起，趁乱混出城外、离开天津。

    然后，又在“日本军官”吉田忠及真方勋等人的引导下，登上早已准备、停泊在白河岸边英租界码头的日轮“比治山丸”号小汽船，连夜逃往营口；尔后，又被转移到已受日本管控的旅顺。

    待等“天津保安队”将李际春的“便衣队”镇住、迫使其退回日租界时，土肥原贤二“挟持溥仪离开天津”的《计划》已是得逞。

    至此，土肥原贤二一手策划的“天津事件”成功了。虽说，李际春的“便衣队”被“天津保安队”镇住了，但土肥原贤二为“挟持溥仪离开天津”的目的已经达到。

    溥仪被土肥原贤二挟持到旅顺后、住进“大和旅馆”，并受到了“关东厅警务局”的严密保护。

    由于，溥仪毕竟是前“满清王朝”的“逊帝”，其行踪颇受世人关注；因此，日本政府由“关东厅警务局”出面，特意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谈话：“日前天津发生暴动，住在天津的前清‘宣统帝’溥仪恐危及自身，于十日离开天津，十三日登陆营口，请求保护。如拒绝其请求，则难以保证其人身不遭受威胁；因而，我方出于人道的立场，接受其请求，将其安置于安全地点，予以保护。”

    如此，溥仪是“恐危及自身”而“请求保护”，日本是“出于人道”而“予以保护”，可谓是“周谕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因而，日本政府就可以将溥仪控在手心中了，且冠冕堂皇、无可指责。

    然因，溥仪匆匆离开天津时却将他的“皇后”婉容遗下了，致使心中郁闷。

    因此，土肥原贤二又派“华裔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赴天津，设法将婉容转移到大连，随同婉容离开天津的还有她的“胞兄”郭布罗·润良。

    然而，婉容到大连后，“日本人”只让她在旅顺的“大和旅馆”与溥仪见了一面，就又被“送”返大连了。

    如此，这对前清“帝”、“后”被分居两地、成了牛郎织女，其心中的酸楚可想而知；因而，婉容整日咽声不断、以泪洗面，溥仪也怨言不绝、满腹牢sao。

    自此，溥仪开始怀疑日本人的诚意了，甚至于有点悔恨自己上了土肥原贤二的当，并埋怨郑孝胥等人欺哄了他，以致自己落到如此地步。

    土肥原贤二见溥仪整日郁郁寡欢，揣知定是由于不能与婉容相聚之故；唯恐溥仪因此而不愿“合作”了，则会不利于他们精心筹划的大业。

    因此，这才将溥仪从“大和旅馆”转移到了旅顺的“肃亲王府”，并让其“‘夫妻’团聚”了；如此，这对前清“帝”、“后”才又舒心了；溥仪也遂“愿复与‘日本人’合作”，又做他的“复辟”梦了。

    按说，“关东军”将溥仪挟持到旅顺后，组建伪“满洲国”的最大筹码已是到手了。

    然因，当时辽西与黑龙江等地仍有“中国军队”驻守，“关东军”尚未将“东三省”完全侵占；所以，欲建“满洲国”尚非其时；因此，板垣征四郎没有急于要溥仪去沈阳，而是将他搁在旅顺待用。

    虽然，建“满洲国”尚非其时，但为“扶植‘傀儡政府’的造势”却已开始。

    十一月十日，就在土肥原贤二制造“天津事件”后第二天，“关东军”在奉天设立了所谓的“自治指导部”，且特意“请”出了曾是张作霖的“外交顾问”、原“东省保安司令部参议”、早已抱病隐退了的于冲汉出《任》“自治指导部部长”。

    尔后，又吸引了一些“‘满铁’社员”、“‘满洲青年联盟’盟员”作为“自治指导员”；接着，还陆续在各县拼凑了一些伪“自卫团”，以实施所谓的“地方自治”。

    从而，大造“‘满洲’自治”之势，为进一步组建所谓的“满洲国”铺垫。

    然而，这种所谓的“自治”实是“挂羊头，卖狗rou”。

    “关东军”为能指导“自治”，“请”于冲汉出《任》“自治指导部部长”同时，却为他配备了中野虎逸、中西敏宪等两名“日本人顾问”，下属的各部门负责人也多由“日本人”担任。

    而所谓的“满洲青年联盟”，实际上也是由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的“朋友”小泽开作及山口重次等“日本人”筹建的，其《宗旨》就是欲“以‘民族协和’之名建所谓的‘满洲国’”。然因，其名称前贯有“满”字、且标榜“自治”，确是能障人耳目混淆视听。

    就这样，日本非但将溥仪搞到手，并在“东三省”各地大造“‘满洲’自治”之势，其欲在“东三省”扶植的所谓“满州国”的“傀儡政府”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