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章宁粤沪各开四大 邓演达南京遇害 (第1/4页)

    【史要】国民党“宁、粤、沪”各自召开“四大”，蒋介石杀邓演达；锦州拟建“中立区”……

    却说，土肥原贤二制造“天津事件”之时，国民党的“‘宁、粤’谈判”刚结束。

    接着，“宁、粤”双方又忙于按达成的《协议》规定、准备各自召开“国民党‘四大’”，以谋求国民党的重新整合；因此，对于“天津事件”都不悄一顾。

    而此时的东北，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尚在鏖战中。

    如此，“日军”不但在中国的“东三省”肆虐、还欲把魔爪伸入华北；面对如此局势，“南京国民政府”却仍置若罔闻。

    因此，“国人”再也耐不住了；于是，纷纷组团赴南京“请愿”。

    十一月七日，东北各界“民众”六百五十人组织的“请愿团”到南京，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出兵东北”，以驰援马占山的“江桥抗战”。

    十一月八日，“天津事件”发生后，“天津北洋工学院”也组织了一个四百人的“请愿团”赴南京。翌日，到“中央党部”请愿，质询“国民政府”：“为什么对于‘日军’侵华不作抵抗？”并要求蒋介石出面“答复”。

    然而，蒋介石非但没有出面“答询”，反而致《电》张学良，告以：“近日津平各地学生纷纷来京，闻尚有拟续来者，不但荒废学业，且足影响秩序，迅即就近设法劝止，并转饬各有关机关劝止为要。”

    可是，张学良没能制止“学生”南下。

    十一月十日，又有天津中等以上“学生抗日救国会”组织的近五百人的“请愿团”抵达南京。第二天，先后抵京的天津学生“请愿团”汇聚一起，再到“中央党部”“请愿”。

    这次，蒋介石勉强接见了“请愿”的“学生代表”。然而，他没有正面回答“学生”的质询，只是对“学生”训了一通话后就溜了，这反而更激怒了“学生”。

    不过，好在没出几天，时《任》“天津市长”兼“警察局长”张学铭终于将“天津事件”平息了。如此，天津请愿“学生”的激愤情绪渐显平缓。

    这样，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也才舒了口气，遂又将一切抛到脑后，迫不及待地顾自去召开“国民党‘四大’”了。

    于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宁方”在蒋介石主持下，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史称“蒋派‘四大’”。

    “蒋派‘四大’”共有三百八十一人出席，蒋介石作了《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的讲话，丁惟汾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蔡元培作《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

    会议开了十天，至十一月二十三日结束。

    会议进行得倒算顺利，按“宁、粤”双方商定的“宁方”配额，选出了蒋介石、张学良、戴季陶、蔡元培、何应钦、丁惟汾、陈果夫、陈铭枢、朱培德、于佑任、宋子文、伍朝枢、邵元冲等二十四名“中央委员”，准备提交“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确认。

    然而，“粤方”的“四大”却是一波三折、并不顺利。

    原来，“‘宁、粤’谈判”结束后，孙科、李文范、陈友仁等人回广州了。可是，汪精卫与胡汉民却都滞留在上海、没有南下；如此，“粤方”的“四大”就得由孙科张罗了。

    十一月十八日，“粤方”的“四大”由孙科主持、在广州召开，史称“粤派‘四大’”。

    而是日，胡汉民派的“主将”、“反蒋”最积极的古应芬却因牙疾重症、不治而亡了。古应芬的亡故是一个意外插曲，对于“粤方”无疑是一大损失；但“粤派‘四大”并没受太多影响，会议照常进行。

    只因，“宁、粤谈判”虽是达成了《协议》；可是，《协议》中没有明确“蒋介石必须‘下野’”。对此，两广实力派李宗仁、陈济棠与胡汉民派萧佛成、邓泽如等人都深感不满，以为是参与谈判的孙科等人与蒋介石底下有某种妥协；因而，对于由孙科主持召开的“粤派四大”有抵触。

    李宗仁、陈济棠当面质问孙科：“为什么和谈代表团没有实现‘蒋介石下野’的条件？”指责“参与谈判的‘粤方代表’出卖了‘非常会议’”。

    十一月二十三日，萧佛成、邓泽如更是联络了百余人，领衔连署了《对沪和会等七次会议决案分别采用或修正案》提交大会。

    《修正案》完全否决了“‘宁、粤’上海和谈《协议》”，再次提出“蒋介石必须‘下野’”，并表示：“蒋如不《通电》‘下野’，则仍在粤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

    由于，汪精卫、胡汉民都没抵穗；李宗仁与陈济棠的当面责问、萧佛成与邓泽如的发难，令主持“粤派四大”的孙科甚是尴尬，孙科可谓是替汪精卫“受过”了。

    孙科自认，带回的上海和谈《协议》应算是“成果”；至少，可望“国民党重新整合”。

    虽然，没有将“蒋介石必须‘下野’”写入《协议》；但是，《协议》规定已削去了蒋介石的许多职权，达到了“防止蒋介石专权独裁”的目的。

    可是，李宗仁、陈济棠、萧佛成、邓泽如等人却要对《协议》全盘否定；孙科则是无过受责，心中甚感委屈，如何忍得？因此，孙科与陈友仁、李文范等人于翌日愤而离穗去往香港了。

    如此一来，粤方阵营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裂隙，“粤派四大”难以继续了，这令尚在上海的胡汉民急了；因此，胡汉民赶紧借“参加古应芬葬礼”之名、南下广东，欲行调解。

    且说，“宁、粤”双方各自召开“四大”之时，天津城内却又起风波了。

    原来，土肥原贤二趁“天津事件”混乱之机将溥仪转移出天津后，见目的已达，也就撂下李际春等人不顾了。

    然而，李际春已拉起了队伍，岂肯就散伙？且事情已闹到如此地步，也不甘心就此罢休；因此，李际春仍不时的派遣“便衣队”流窜于日租界与华界之间进行sao扰，天津的局势仍不得安宁。

    而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见李际春在“天津事件”中打出了“华北自治”的旗帜，这与“‘日军’欲向华北渗透”的意图相符。因此，土肥原贤二撂下他们不管后，香椎浩平与桑岛主计却给予李际春以支持，怂恿其继续在天津闹事。

    同时，桑岛主计以“维护日租界‘侨民’安全”为借口，向天津市政府提出了“天津保安队须从日租界与华界的边界线后撤三百米”；否则，日本“将采取行动”。

    且由于，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只有四个中队，自感对付不了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所辖、驻于华北的“东北军第二军”；因此，请求“日本海军”协助。

    于是，十一月十二日，“日本海军第二遣外舰队司令”津田静枝将其辖下的“第十六驱逐队”的“早苗”号、“吴竹”号、“若竹”号、“早蕨”号等四艘驱逐舰由烟台、龙口调往塘沽，以驰援日本的“天津驻屯军”。

    而“关东军”于十一月十八日击溃马占山部、并夺取齐齐哈尔后，即欲攻取辽西重镇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