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章孙内阁黯然倒台 蒋介石二次复出 (第1/3页)

    【史要】“哈尔滨保卫战”，“孙科‘内阁’”倒台，蒋介石二次复出……

    却说，“日军”夺取锦州后，见“东三省”的袋口已被收紧；本庄繁即又《命》多门二郎的“关东军第二师团”掉头北上，以消灭尚在黑龙江省内的“抗日”武装；从而，将“东三省”全部收入囊中。

    因此时，已占据舒兰与榆树了的伪“吉林省剿匪总司令”于琛澄也已率部北上欲取哈尔滨了。

    于是，多门二郎只是先派出了一些飞机与装甲车给于琛澄助战，所部“第二师团”则返至奉天、长春后暂作休整。

    于琛澄有了“日军”撑腰，更是耀武扬威地向哈尔滨迫进。

    而已与马占山达成交易了的张景惠，见“关东军”非但攻取了奉天、长春、吉林、齐齐哈尔，而今连辽西的锦州也占据了；看来，整个“东三省”的沦陷已成定局，自己不必再有甚顾忌了，这才放胆公开《宣布》“投日”了；并于一月七日，赴齐齐哈尔就《任》伪“黑龙江省长”。

    自此，张景惠也公开投入“关东军”的怀抱了。

    不久，于琛澄率部进抵哈尔滨城下，与守军丁超等部对峙。顿时，哈尔滨城内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局势显得十分危急、人心惶惶了。

    时在宾县的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诚允闻知哈尔滨情势危急，将时在依兰的李杜与冯占海招至会晤；仨人会商后，决定“由李杜与冯占海率部驰援哈尔滨”，以促使丁超“抗日”。

    同时，诚允将李杜与冯占海俩人所部、组合改编为“吉林自卫军”，由李杜《任》“总司令”，冯占海《任》“副总司令”。

    尔后，一月十六日，李杜与冯占海即率“吉林自卫军”由依兰出发驰援哈尔滨。俩人率部抵达哈尔滨后，即对于琛澄部发起攻击。

    丁超见李杜与冯占海前来驰援，即也率部反攻。

    如此，李杜、冯占海、丁超三路齐进，在上号、南岗、三棵树等地与于琛澄部激战。

    于琛澄毕竟是孤军深入，双手怎敌六臂？激战半天后、终于不敌，全线溃败向吉林方向逃窜。于是，哈尔滨之危解除。

    丁超见李杜与冯占海协助击退于琛澄、解了哈尔滨之危，遂将俩人所部迎入城。

    且料想于琛澄虽败，必不肯罢休、而定会卷土重来。为共同抗战，丁超决定“与李杜、冯占海联手”，遂将所部并入“吉林自卫军”。

    于是，丁超也被《任命》为“吉林自卫军副总司令”兼“中东铁路护路军司令”。

    丁超与李杜、冯占海联手后，“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与“第二十二旅旅长”苏德臣等人即也率部加入了“吉林自卫军”；如此，时在哈尔滨的抗战力量整合到一起了，准备为保卫哈尔滨而战。

    且说，“日军”夺取锦州、“东三省”局势愈来愈恶化之时，“下野”后的蒋介石则在奉化溪口老家韬光养晦了。

    蒋介石的再次被迫“下野”，确是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因此，这次对他的打击比第一次“下野”时更大，令其深感沮丧。

    因为，经过几年的纵横捭阖、南征北战，蒋介石非但率领“国民革命军”取得了“北伐”胜利、将“北洋政府”逐出了政治舞台；并敦促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后，由其主政的“南京国民政府”更是统一了中国。此后，蒋介石又先后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等实力派一个个都打趴在地；从而，削平“山头”，实行了中央集权。如此，蒋介石的势力与地位已今非昔比、无人能撼，满以为“自己可独步天下了”。

    但谁知，就在看似“自己已获全胜、再无对手，可乾纲独断了”之时，却忽因“扣押了胡汉民”而招致党内同仁的指斥；结果，反而落了个众叛亲离、四面楚歌，迫使自己再次《宣布》“下野”。

    这确是出乎意外，可谓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了。然而，蒋介石不甘心失败，相信自己“定能东山再起、重回南京”。

    虽然，蒋介石在“下野”前，曾表示：“余自愿下野，决以在野之身，力护继此而成之政府，以求国基之巩固。”蒋介石此话，说得甚是漂亮；然而，他做的却是另一套。

    先是，蒋介石在辞职当日，主持召开了“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

    会上，他对江苏、浙江、江西、甘肃四省的“政府主席”作了新的《任命》，由听《命》于自己的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等人分别调《任》这四省的“政府主席”；从而，将此四省、特别是“江、浙”两省，仍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以为“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之资本。

    接着，蒋介石又致《电》各路军的“总指挥”及其“黄埔嫡系”的“军、师长”，言：“中正辞职通电谅达，但中正对我患难生死相从之将士必仍负责维护，望各安心服务。”以《宣示》“自己‘定会回来’”。

    蒋介石安排好这一切后，这才正式《宣布》“下野”；然后，离宁赴浙、回奉化老家。

    蒋介石回到奉化老家后，对这次失败进行了反思、以吸取教训。

    虽然，蒋介石明白，这次变故起因于“自己扣押了胡汉民”；可是，他觉得根本原因不在于此。

    因为，陈济棠等人的反叛，只是由于跟随自己的革命意志不坚、而被人利用罢了；此类反叛，蒋介石已见过不少，不足为奇。在他认为，“粤、桂”一丘之貉，无意志、无组织，即使没有“扣押胡汉民”，其勾结发难也是迟早会发生的事。再说，尔后的“九·一八事变”及由此引起的“学潮”，与“扣押胡汉民”毫无关系；但却对事局的进一步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于使局势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可见，之所以会导致失败，不仅是“自己扣押了胡汉民”之故，还另有原因；否则，不至于如此。

    为此，蒋介石静思反省了许多；最后，终于有所悟。

    于是，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此次失败之原因，在于对党内同仁一意迁就，以致本人之主张不能贯彻到底；而孙科、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等附逆背叛，乃无组织之显现，此其一。对于陈济棠勾结桂派、古应芬利用陈逆，日寇之‘沈阳事变’突发，皆因情报缺失未能预知而贻误大局，此其二。而事出后，干部中无一得力之人能挺身而出为余排忧解难；以致余如诸葛孔明之治蜀，每事非躬亲不可；古所谓‘股肱惰哉，庶事业丛挫哉’，焉得不徒劳而无功？政治、党务、军事、外交诸方面皆人才缺乏，此其三。又对于学者及知识阶级太不注意，以致学潮叠起，为反动势力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