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章孙内阁黯然倒台 蒋介石二次复出 (第2/3页)

而各地党部毫无管教能力徒增扰乱，此其四。呜呼！有此四因，岂能不败？”

    如此，蒋介石算是悟到了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全在于“无组织、无情报、无干部”及“忽视知识界”之故。

    因此，他在另一则日记中继续写道：“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

    就这样，蒋介石在奉化溪口雪窦山的妙高台上，一面韬光养晦，一面静观局势变化，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重整旗鼓。

    果然，蒋介石等待的时机很快就来了。

    原来，蒋介石离宁时，除了对“江、浙”等省作了必要的人事调整外，还对那些尚留在南京的“亲信”密授计宜，要他们给“孙科‘内阁’”使绊；从而，迫使孙科有求于己，以利于自己的东山再起。

    一九三二年元旦，新一届“南京国民政府”的全班人马《宣誓》“就职”。

    由于，新一届“南京国民政府”中，林森的“国民政府主席”是个虚位，只是象征性的作为“国家元首”，却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因此，主持“南京国民政府”的重任、实际上落在了以孙科为“行政院长”的“内阁”肩上。

    然而，由于蒋介石的从中作梗，“孙科‘内阁’”上台后立即就处于了危机之中；特别是，巨额的财政赤字，顿时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因当时，各省的财政多是由地方实力派自收自支，“南京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则主要来源于由其直接控制的长江中、下流的几个省。

    可是，长江中、下流的江苏、浙江等富庶之地的财税，却一直来又是cao控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被称为“四大家族”的权贵手中。

    以往，蒋介石当家，他的“舅子”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大连襟”孔祥熙《任》“实业部长”；所以，“南京中央政府”有钱可使。

    可是，蒋介石“下野”后，宋子文与孔祥熙也都撂挑子跟着走人了。

    虽说，孙科与蒋介石及诸位都有姻亲关系；但因，“宁、粤”对峙已使孙科站到了蒋介石的对立面；因此，蒋介石那管孙科的死活，立即卡住了财源。

    于是，“南京中央政府”每月的财政收入骤降至六百万元。

    然而，“南京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却依旧；仅“中央政府”的办公经费每月就需四百万元，何应钦的“军政部”每月需用一千八百万元；仅此两项，财政赤字就高达一千六百万元。若再加上其他各项，财政赤字更是高得吓死人，谓其“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一点也不算过。

    新《任》“财政部长”黄汉梁原是“铁道部常务次长”兼“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因其身后没有“财团”撑腰、而两手空空。所以，黄汉梁上《任》后就遇到了难题；各方都伸手要钱，他却拿不出分文；这位新《任》“财政部长”也就成了“无米下炊”的“新媳妇”，如何当得？

    黄汉梁为了筹措资金以度时艰，欲向“江、浙”两省的财团借贷。

    但因，“江、浙”两省的财团原就受控于“蒋、宋、孔、陈”的“四大家族”；且蒋介石离宁前就有“不得贷款给新‘国府’”的授意，谁敢违悖蒋介石的旨意而擅为？结果，黄汉梁四处碰壁、没能贷到钱。

    如此，“财政部长”黄汉梁囊中羞涩、手头无钱，“孙科‘内阁’”也就寸步难行、一事无成了。

    “日军”进军辽西、欲夺锦州时，张学良向“南京中央政府”索要饷粮；孙科穷得连自己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难过，哪有钱给拨？致使张学良弃守锦州有了借口，这令孙科深感困惑、徒叹奈何。

    面对财政困境，孙科只得采取“拆东墙、补西墙”之法；决定“暂停偿付历年发放、已到期了的国内公债本息”，以“挪作政府开支”之用；如此，这才算是将眼前的财政难题勉强应付了。

    而此时，已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了的“日本政府”，见“南京国民政府”中没见了国民党“三巨头”的影子，只由一个“有职无权、当家却作不了主”的孙科撑着台面，也就更没把“南京国民政府”放在眼里了。

    因此，“日军”非但在“东三省”肆虐，更是耀武扬威地把军舰驶入长江、威迫“沪、宁”，向“中国政府”示威了。

    如此，非但“东三省”已遍地狼烟；眼看着上海又似同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险，甚至于连南京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当家的孙科心中岂能不焦虑万分？

    对于“日寇”的嚣张，孙科虽是心中焦虑、欲行抵抗；但因，孙科手上无军权，根本调动不了军队。而军界中的要人、特别是“黄埔系”的“将领”，都是唯蒋介石之《命》是听，根本不理睬孙科；何况，蒋介石是“攘外必先安内”，他的“黄埔嫡系弟子”对此心领神会、奉若圣旨，欲《令》他们“抗日”也是断不可能。且蒋介石在离宁前，也已对他们有过密授计宜；因此，谁也不愿为孙科排忧解难；而都只作旁观者，且欲看孙科的笑话。

    面对“日军”的挑衅与威胁，孙科内阁一筹莫展，新《任》“外交部长”陈友仁则干脆提出了“对日绝交”。

    只是，如此重大的外交方针须经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政会”审议认可后方能施行。

    然因，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仨人都不在南京，国民党“中政会”几处于瘫痪；因此，陈友仁所提的“对日绝交”，空喊了一阵后，则被搁置、而无下文了。

    且由于，“特别外交委员会”也随同蒋介石的“下野”而散伙了；因此，此时的外交舞台上只有陈友仁在唱独脚戏，致使“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声音显得更弱了。

    而“国联”原就管不了日本，现见“中国政府”如此一副乱状，也就更是懒得管了。

    所以，当“日军”又欲犯“沪、宁”时，“国联”则装聋作哑视若无睹，连原已打算的组建“国联调查团”也迟迟未见踪影。

    而此时，“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欲邀“豫、陕、甘、苏、皖、浙、湘、鄂、赣”等九省“政府主席”，在武汉搞所谓的“九省联防”，以拆“孙科‘内阁’”的台。不过，蒋介石闻讯后，却觉得何成浚此举未免草率；于是，即致《电》劝阻，何成浚这才没有举事。

    然而，孙科也已获此传闻；虽是虚惊一场，但毕竟如雪上加霜地令他感到了难以承受的压力。

    如此，“孙科‘内阁’”在政治、军事、外交、财政诸方面都处于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令已是焦头烂额了的孙科深感力不从心、而叫苦不迭了；无奈之下，孙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