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章国联李顿调查团 上海一二八事变 (第3/3页)

；几同如捅破了天，如何补救？

    本来，蒋介石也想置之不理。

    然而，这两起事件已将“中、日”双方的民愤都激怒了；“日本人”咄咄逼人，“国人”也义愤填膺，看来不得不顾；否则，局势或会进一步激化而失控。

    因此，蒋介石只得召集汪精卫、孙科、何应钦等人商议对策。

    此时的蒋介石仍不想与“日本政府”撕破脸，只望能大事化小地息事宁人、以期控制住局势。再说，“国联”的“李顿调查团”已经组成，即将启程来华；所以，仍寄望于“国联”。而对于眼前的乱局，决定“尽量控制住自己一方，对‘日方’仍再作‘忍让’”，以免事态扩大、局势恶化。

    于是，蒋介石又隔空喊了一通“先行安内，方可攘外”，欲“以此使‘国人’已激愤了的情绪有所缓息”。

    且考虑到“驻防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恐难抑愤而对日抵抗”，蒋介石赶紧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赴沪劝说“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避免与日军冲突”。

    同时，又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以“换防”之名《命令》“第十九路军”驻在上海的区寿年的“第七十八师”于“五日内撤离上海”，以免“其与‘日军’擦枪走火而使事态恶化、难以收拾”。并决定“‘第十九路军’撤离后，由‘宪兵第十六团’接防”。

    可是，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地作此安排时；“日本内阁”却于一月二十五日也召开了“军部”与“外务省”的“联席会议”，决定“向上海增兵”，为“侵占上海”做准备了。

    于是，“日本军部”又增派了“大井”号等数艘巡洋舰及大批“海军陆战队”抵沪。

    至一月二十六日，“日军”在上海的兵力由原来的七百余人骤增至六千五百人，驶抵的军舰十艘，摆出了一副准备大战的架势。

    第二天，村井苍松向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一月二十八日十八时前作出满意‘答复’，到时即采取自由行动。”

    如此，上海的局势已是十分严峻、一触即发了。

    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即于二十八日再次紧急“会议”，决定“授权吴铁城‘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四项条件’”，以“避免与‘日军’开战”。

    于是，当日下午十六时、赶在“限时”前，吴铁城即按“南京中央政府”的授意、“答复”了日方。

    蒋介石原以为，授权吴铁城给予“答复”后；“日方”获取了想要的一切，该可以避免战争了。

    但谁知，“日方”得到“答复”后，虽不能再盯着“日僧事件”继续做文章了；但却仍不肯罢休，又得寸进尺地提出“要‘中国军队’撤出闸北”。

    其实，日本制造“日僧事件”及发出《最后通牒》，都只不过是为“挑起战争”找借口；“日方”要的何止是《最后通牒》中所提的四项，真正的意图实是“为了‘侵占上海’”。

    因此，虽是得到了吴铁城的“答复”，但仍不罢休。而且，未待“中国政府”再作“答复”，“日军”就抢先动手了。

    一月二十八日子夜，已进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二千三百人在坦克的掩护下，从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日军”防区出发，沿靶子路、虬江路、横浜路西向，对驻守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突然袭击。

    同时，“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下《令》游弋在吴淞口外和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向上海城内炮轰，以给已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了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予配合。

    “日军海军陆战队”在舰炮的支援下，开始进攻甚是顺利，并一举攻占了上海火车北站。

    如此，尚未撤离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被迫奋起抵抗了。

    而曾是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顶头上司、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陈铭枢倒是也不赞成“对日妥协”；因而，暗中支持“第十九路军”抗击“日军”。

    有了陈铭枢的暗中支持，蒋光鼐和蔡廷锴无所顾忌了，遂下《令》“‘第十九路军’全力抵抗”。

    因而，当“日军”攻至天通庵车站时，却遭到“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与前来接防的“宪兵第十六团”的联手抵抗。

    就这样，由“日军”挑起的、史称“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了；且因，这天是一月二十八日，故又称“一·二八事变”或“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令刚复出的蒋介石坐卧不安了。

    此日，“南京国民政府”刚改组重整；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宋子文等蒋介石的“亲信”也都返回南京复职了。

    于是，蒋介石连夜召集汪精卫、林森、宋子文、孙科、何应钦、陈铭枢、朱培德、居正、邵力子、孔祥熙、罗文干等“政要”紧急会议，商议“应对之策”。

    由于，“第十九路军”已与“日军”交火，“中、日”之间的战争已是不可避免；因此，“政要”们倒是不敢再掉以轻心了。

    会上，冯玉祥慷慨陈词：“沪事初起，吾隐忍已极；对所提条件已一一应诺，而日人仍用兵，得寸进尺，辱我太甚。捍卫国土，保护人民，军人之天职也。”

    然而，蒋介石召集大家商议，并不是为了与“日军”开战；而“国民党军”的主力大多被调派去“剿共”了，此时仍都留驻在“湘、鄂、赣”等地。且由于，此前的暂停“围剿”乃是因“九·一八事变”的突发而不得已，一俟与日本的纠纷缓解，蒋介石还是要对“中＊共＊苏区”继续“围剿”；所以，即使到了如此火烧眉毛之时，蒋介石却仍不想完全放弃“剿共”而将驻于“湘、鄂、赣”等地的“国民党军”主力回调去、对付“日军”。

    因此，蒋介石与冯玉祥的意见实是相左，只是没有明言罢了。而“政要”们多是看蒋介石眼色行事，他们见蒋介石对于“抗战”的态度仍甚是暧昧，也就都缄默不语。

    且由于，此时的冯玉祥手中已无兵无卒，不免自感力不从心而遗憾；且见无人应和，冯玉祥深感无奈，遂不复再言。

    如此，“政要”们商议了多时，直至十九日破晓了，仍没能有一个可行的对策。

    好在，“第十九路军”毕竟是支久经疆场的劲旅，而蔡廷锴的“外甥”区寿年可谓是善战之将，且“将士”们面对“日军”的侵犯个个义愤填膺；因此，在区寿年的指挥下，“‘第十九路军’将士”经浴血奋战后、硬是把气焰十分嚣张的“日军”抵住了。

    战至二十九日晨，区寿年部终于击退了“日军”的进攻；最后，甚至于将上海火车北站也夺回了。

    本来，“日军”因在“东三省”轻易得手，早就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但谁知，却在上海碰到了硬骨头而难以得手。

    因此，“日军”只得暂时停战，打算调兵增援后再组织进攻。

    如此，战鼓暂息，才让尚未作出应对之策的“南京国民政府”缓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