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章国联李顿调查团 上海一二八事变 (第2/3页)

洋政府”倒台、“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后，日本多少有点忌惮而不敢妄为。

    然而，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并轻易得手后，觉到“中国政府”软弱无能、“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从而，“日军”原有的顾忌消了，也就更是放胆。

    因此，中国的“东三省”尚未完全夺占，“日军”就又将魔爪伸向上海了。

    不过，“日军”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地欲在上海滋事；另一个主要原因，乃是为了转移世人的注意力，以便其在中国的“东三省”扶植傀儡政府、组建所谓的“满洲国”。

    其实，早在“国联”作出“要求‘日军’从‘东三省’撤军”的《决议》之时，“日本政府”已多少感到了一些压力。

    因而，时《任》“日本贵族院副议长”的近卫文麿也在其所谓的“十一人俱乐部”中提出了“应在上海制造些事件，以转移‘国联’对中国‘东三省’的关注”。

    “十一人俱乐部”是一个围绕在日本裕仁“天皇”周围的“文官集团”，由近卫文麿、木户幸一、牧野显声、原田熊雄等“天皇”的“亲信”组成，该组织对于日本“军、政、外交”的政策走向、起着引导和左右的作用。

    而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也有同感，欲“设法转移外界对‘东三省’事态的关注”；且近卫文麿是“天皇”的“近臣”，其观点隐含“天皇”的意旨，也就令板垣征四郎觉得可放胆而为；因而，板垣征四郎与近卫文麿等人的观点、可谓是不谋而合。

    于是，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板垣征四郎就将日本的“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召至沈阳；要他“在上海也挑起事端”，以“配合‘关东军’在‘东三省’的行动”。

    田中隆吉回到上海后，则将任务交给了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

    然因，一时没有适当的因由滋事；且不久，川岛芳子又被土肥原贤二招去忙于“将婉容转移出天津”之事了，这才将此事暂搁。

    川岛芳子原名爱新觉罗·显玗，是“满清权贵‘肃亲王’”善耆之女，排行第十四，汉名则叫金壁辉。

    “辛亥革命”后，“满清王朝”被推翻，善耆如丧家之犬、流离失所了。于是，善耆将年仅六岁的金壁辉过继给了与其私交甚厚、且膝下无子、时《任》“日本公使馆驻华外交官”川岛浪速；因此，金壁辉更名为了“川岛芳子”。

    尔后，川岛芳子随其“养父”川岛浪速去了日本；从此，接受了纯粹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且由于，川岛浪速早年就是日本驻华“间谍”；归国后，其家也就成了日本“右翼人士”聚会的“沙龙”。

    川岛芳子从小在此种环境下受熏陶，潜移默化中造就了她畸形的性格与人生价值观。而其“生父”“肃亲王”一心想借助日本之力、以图谋复辟“满清”，在她幼小心灵中打下的烙印也始终难忘。

    因此，川岛芳子自幼就埋下了“反华”、“仇汉”的种子。成年后的川岛芳子因了其“养父”川岛浪速与“关东军”的不一般关系，被日本“军方”招募，遂成了一名日本“间谍”。

    尔后，“日军”利用其原有的“满清”血统与“华人”身份，将她派往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川岛芳子将婉容转移出天津、首战告捷后，这才回过头来欲在上海再大显身手。且此时，“日军”已轻取了锦州，建“满洲国”之事已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在上海滋事、以“转移世人注意力”已刻不容缓。

    为在上海滋事，川岛芳子着实绞尽脑汁地费了不少心思。

    且此时，有日本佛教界“日莲宗”教派的“僧侣”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藤村国吉等人正在上海各地化缘；于是，川岛芳子就在这些“僧侣”身上打主意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这五名日本“僧侣”到上海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化缘。由于，日本“僧侣”敲打的木鱼声甚是烦人，遂遭到了守护该厂的“工人纠察队员”驱逐，双方因而发生冲突。

    日本“僧侣”毕竟只有五人，岂是人多势众的“纠察队”的对手？于是，日本“僧侣”被逐逃离而去。

    谁知，五名日本“僧侣”逃至距三友实业社不远处的赵家宅附近时，突然遭到受雇于川岛芳子、早已候在该地的一群打手莫明其妙的痛殴；结果，日本“僧侣”水上秀雄被殴致死，余皆轻重不等的因殴致伤。

    如此，由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密谋、策划的“日僧事件”制造成功了。

    “日僧事件”发生后，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则又在“日侨”中散布谣言，诬陷“是‘三友实业社’的中国工人打死了日本‘僧侣’”，以激怒在沪“日侨”。

    果然，上海的“日侨”闻知后都被激怒了。

    于是，数千名“日侨”聚集到上海文监师路的“上海日本居留民团”门前，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并“惩办凶手”。

    接着，田中隆吉又授意日本“宪兵”重藤千春率领六十多名时在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会”成员，于一月二十日深夜，偷袭并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毛巾厂”。

    于是，“三友实业社”的厂房及储存在厂内的产品、原料都付之一炬。而当“三友实业社”及闻讯而至的“上海工部局巡警”组织救火时，却遭到了日本人的阻挠；更有甚者，“中、日”双方冲突中，竟有一名“华人巡警”被砍死，另有两名“华人”被砍伤；如此，遂又酿成了一起“三友实业社事件”。

    “日僧事件”与“三友实业社事件”相继发生后，顿时使上海这个整日沉浸在纸醉金迷中的十里洋场陷入一片惊恐之中、而难再平静了。

    翌日，时《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即向“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抗议”，提出了“要‘中国政府’就‘日僧事件’进行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等四项要求，但却只字不提由日本“宪兵”重藤千春等人制造的“三友实业社事件”。

    由于，“日僧事件”的真相不明、元凶未获，难以查究不宜处理。

    且又因，中国人在“三友实业社事件”中的死伤人数不少于“日僧事件”中的“日僧”死伤数；如此，即使“日僧事件”之责确在“中方”，较之“三友实业社事件”，也只能算是“半斤对八两”而不必“论损、益”了。

    因此，对于“日方”的“抗议”，吴铁城没予理会。

    然而，“日方”却不肯作罢、仍步步进逼。

    第二天，“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则以“保护日侨”为由，向上海调派了四艘驱逐舰，并发表《声明》进行恫吓：“中国政府如不作出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手段。”

    如此，上海的形势骤变、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吴铁城见“日军”向上海增兵、情势吃紧了，赶紧向“南京中央政府”《报告》、以求定夺。

    蒋介石接到吴铁城的告急《电报》后，心烦意乱了。想不到自己“复出”后刚返抵南京，屁股还没坐热、竟然就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