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国民党还都南京 关东军榆关事变 (第2/3页)

的建宁、泰宁、邵武等地。接着，“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一路折向入赣，又攻取了黎川；另一路则北向攻取闽西北的光泽；然后，也折向入赣，再攻取赣中东的资溪和金溪。

    如此，至十一月十九日，“红一方面军”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连克了闽西北的建宁、泰宁、邵武与赣中东的黎川、资溪、金溪等七座城池，兵锋更是指向赣东北。

    何应钦闻《报》“江西的‘红军’连克数城”，不由得大惊失色了；赶紧《命》已驻在南城的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与驻在抚州的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金溪。

    然而，孙连仲因已屡遭挫，畏缩在抚州不敢往攻。

    而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进至金溪的太坪头后、即遭到了寻淮洲所率“红七军”的阻击，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在南城的渭水桥也遭到由彭德怀亲率的“红五军”的阻击；许克祥与李云杰部各被歼一个团后，皆龟缩回南城、也不敢再出了。

    如此，“红一方面军”绕道闽北、挺进赣东北之举，应算是成功了。

    然而，“红一方面军”挺进赣东北的成功、并不能扭转“鄂、豫、皖苏区”与“湘、鄂西苏区”的局势；结果，“红四方面军”主力还是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向“平汉路”以西转移，“红三军”也被迫撤离“洪湖苏区”后向大洪山地区和“湘、鄂”边境转移。

    至此，“鄂、豫、皖”三省内的“围剿”与反“围剿”终于以“红军”的撤离而告结了。

    鉴于此，“红一方面军”也停止了本欲“再北向挺进”的步伐；于是，赣东北的战鼓也停息了。

    且说，蒋＊介＊石＊对中＊共＊“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围剿”得手后，这才回过头来欲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也进行“围剿”了。

    但在实施“围剿”前，蒋＊介＊石＊觉得还有一件事得办，那就是让尚在洛阳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于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民政府”发布《自洛阳还都南京令》。

    其实，那些整日沉溺于灯红酒绿中享乐惯了的国民党头面人物，岂能耐得洛阳的凄清与寂寥？早已都悄悄溜脱，有的甚至回了南京；只是，谁都没张扬罢了。尚不敢擅离而还留在洛阳的，无非是些政府各院部中、处于底层的办事人员；但也都叫苦不迭，盼着能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

    所以，当《还都令》下达后，这些早已盼着回江南而望眼欲穿了的办事人员也都脚底抹油了；因此，十二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即又匆匆地由洛阳迁返南京了。

    就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洛阳作为“国民政府”临时“行都”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使命，在历时十个月后便《宣告》结束了。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蒋＊介＊石＊即调兵遣将、急不可耐地欲“对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实施‘第四次围剿’了”。

    同时，蒋＊介＊石＊还利用由其自《任》“社长”的“复兴社”与由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等特务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大肆搜捕“中＊共＊党员”；特别是上海，更是处在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果然，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与镇压，不时有“中＊共＊党员”落入“国民党特务”的魔掌，中＊共＊的一些秘密组织与机构也遭受破坏；如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的秘密活动空间被极大地压缩、甚至于连生存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鉴于处境的严峻与险恶，为“中＊共＊中央”的安全计，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不得不作出决定：“将‘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中央苏区’。”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博古、张闻天、****等人向“江西中央苏区”转移。

    而在上海则设立“中央执行局”，并由博古指定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与其同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为“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与“政治局”的卢福坦、康生等人继续留在上海、主持“中央执行局”工作。

    如此决定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博古、张闻天、****等人离沪去往江西了。

    但就在博古等人离沪后不久，卢福坦即于一九三三年一月被“英国巡捕”抓获、并递解给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卢福坦被捕后，很快就叛变投敌。

    虽然，康生深谙秘密工作之道而设法避免了被抓捕，但也终日处于惶恐不安之中；所幸的是，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央让其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去了苏联”，这才让他脱离了险境。

    而一年后的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李竹声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秘书长”李得钊等人在公共租界内马立斯新村的“中央执行局机关”开会时，也被“国民党特务”探知而被捕。

    李竹声被捕后，经不住徐恩曾的利诱劝降而也屈膝投敌了，并出卖了时《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宣传部长”盛忠亮等人。

    盛忠亮被捕后，则在其女友、时《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总会计”秦曼云的劝说下也变节。

    如此，李竹声、卢福坦、盛忠亮等“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的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后、都变节投敌了；因此，“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遭受严重破坏后几乎瘫痪；致使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共＊在上海的活动几近消声匿迹。

    且由于，“中＊共＊中央”转移到了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从而，中＊共＊的工作重心遂由城市转向了农村。

    此皆后话，顺提不赘笔。

    且说，正当蒋＊介＊石＊在上海等地对中＊共＊实施破坏与镇压并处心积虑地欲“对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再行‘围剿’”之时，东北的山海关忽然又出事了。

    山海关乃明长城东端起点，南临渤海、北依燕山，地处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可谓雄关隘口、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故有“天下第一关”之称。

    因此，早在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日本为觊觎“东三省”，已在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驻有“日军”。时在山海关南面的四炮台、东面的吴家岭等地，仍有辖属于“日军天津驻屯军”的“山海关守备队”驻屯。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山海关守备队”也曾蠢蠢欲动；只因，“守备队”的兵力仅有两百余人难以成事，这才不敢妄动。

    然而，“日本关东军”轻取锦州后，也就得陇望蜀地将目光投向关内了。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更欲将其版图拓展到内蒙与热河。而欲向关内拓展，首先得夺取山海关；因此，“关东军”开始打山海关的主意了。只因，“国联”的“李顿调查团”到来，“关东军”这才有所收敛、暂没滋事。

    然而，“李顿调查团”离开东北后，“日军”就急不可待地欲进取山海关了。

    为此，继本庄繁后、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即将西义—的“第八师团”调往锦州；其中，”第八师团”的铃木美通的“混成第四旅团”、三宅忠强的“骑兵第八联队”、广野太吉的“野炮兵第八联队”等部，则驻在山海关前的“北宁铁路”沿线，随时准备攻打山海关。

    不过，此时在山海关驻有“东北军”的“步兵第九旅”；而由关外撤入的“东北军”的“步兵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