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国民党还都南京 关东军榆关事变 (第3/3页)

十旅”、“骑兵第三旅”、“炮兵第七旅”等部，则分驻在抚宁、昌黎、迁安等地。

    因此，“日军”有所顾虑。

    然而，“日军”虽有顾虑、但却不肯善罢甘休，遂又寻衅滋事以试探“中国军队”的反应。

    于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八日，“日军第八师团”的一列铁甲车，借口“追击义勇军”驶到山海关站东端的长城缺口，突然向城内开炮；接着，“日军”进入那道台坟阵地，并向“中国军队”开枪射击。

    “关东军”在山海关寻衅的同时，日本政府则致《电》设在日内瓦的“国联”，谎称：“此次‘中、日军队’冲突，乃因山海关城内藏匿‘义勇军’所致。”并恶人先告状地反诬：“‘中国军队’先开枪射击。”

    从而，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道歉”，且《宣称》：“‘满洲国’警察有驻扎榆关之权。”

    对于日本的无端指责与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当然难以接受。

    然而，一直寄望于“国联”斡旋调解的“国民政府”仍力求“避免冲突”；因而，对于“日军”炮击山海关，仅以“事出误会”四字轻描淡写地处置，希图能息事宁人。

    因而，山海关的“中国守军”只得忍气吞声地“遵命”没予还击。

    如此，“关东军”遂又放胆了。

    于是，武藤信义又将“多门二郎的‘第二师团’及张海鹏的伪‘满洲****第一师’调往绥中，驻在旅顺的‘第二舰队’也调往秦皇岛海域待命”。

    同时，“第八师团”的“工兵第八大队”则在山海关北面的威远城一线构筑工事，并日夜施工、增筑辽西至热河的公路，为采取更大规模行动作准备。

    与此同时，有“华夏通”之称的“日军山海关守备队长”洛合正次郎，以其“长期驻屯山海关、与‘东北军’将领常有往来”的便利进行游说；欲以“重金利诱”，使时《任》“临永警备司令”兼“东北军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在山海关《宣布》“独立自治”。

    然而，何柱国不为所动。

    且何柱国见“‘日军’对山海关已有图谋”，深感“守土有责”的他觉得事关重大，须“向‘张少帅’当面禀告、不可迟缓”。

    于是，趁“‘日军’炮击后、山海关暂告平息”之时；何柱国《命》“‘第九旅’各部‘严守防地’”，自己则亲赴北平、去向张学良禀报军情”，以求定夺。

    虽然，“李顿调查团”来华后，似乎让人觉到了“东三省有收回”的希望；然因，“日军”已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地将“东三省”全侵吞，这令张学良已对“国联”不抱任何幻想。而今，听了何柱国的《禀报》；见“日军”又在关前陈兵，揣知其必为“图谋关内”，遂觉得不可再掉以轻心了。

    否则，连自己尚可驻屯的华北也有危了？所以，山海关不可再失，长城的各处关隘也须派兵防守。

    为此，张学良要何柱国“速回山海关”，以防不测。

    同时，又《命》商震部“开赴滦河”、宋哲元部“开赴喜峰口”、王以哲部“开赴古北口”、万福麟部“开赴界岭口”，各守长城关隘、以防“日军”来犯。

    而“日军”见“利诱何柱国不成”，遂图穷匕首见了。

    于是，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军”明目张胆地向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如此，史称“山海关事变”爆发；因为，山海关又名“榆关”，故又称“榆关事变”。

    时正“从北平返回途中”的何柱国闻《报》“‘日军’果然攻打山海关了”，即下《令》：“坚决抵抗。”

    同时，发布《告士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

    如此，“守城将士”被激励了，个个奋勇浴血奋战，手刃了攻城的“日本守备队长”儿玉等多人，击退了“日军”的数次进攻。

    然因，“第九旅”的“第六二七团”、“第六二五团”此时都驻在山海关城西的红瓦店、七星寨、五里台、孟家店、角山寺等地，山海关城内的守军只有“第六二六团”。

    而攻打山海关的“日军”仅铃木美通的“混成第四旅团”就有三千多人，加之有飞机、铁甲车、火炮的配合，“中国军队”仅有一千余人的“第六二六团”如何抵得？

    因此，坚守至一月三日，“第六二六团第一营营长”安德馨、“第二连连长”刘虞宸、“第三连连长”关景泉、“第四连连长”王宏元、“第五连连长”谢振藩等四百余人阵亡后，身负重伤的“第六二六团团长”石世安只得率部退守石河西岸防线。

    至此，山海关又被“日军”攻占了。

    山海关失陷后，华北及“平、津”都危在旦夕，这可急坏了“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们。因为，“故宫博物院”内珍藏着中国几千年来的稀世珍宝；一旦北京失陷，这些珍藏文物若有散失，该如何是好？

    于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部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

    他们连夜就把一批书画、瓷器、铜器、铜镜、铜印、玉器，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各种善本、刻本和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等文献，都细心打包装箱；然后，由“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负责押运。

    二月五日夜，“故宫博物院”的第一批南运文物二千一百十八箱从神武门广场起运；至五月十五日运走文物五批，共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七箱又六十四包。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被运到南京后，存放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此后，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又从南京分“南、中、北”三路西迁。如此，辗转流离、跨越数万里；最后，终于历经十多年光阴、两场战争，幸存下来。

    此皆后话，顺提恕不细述。

    山海关陷落后，举国震惊了；民众哗然，纷纷抗议“日军”的侵略行径，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一月七日，中＊共＊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和占领山海关，开始了帝国主义残杀华夏民众及瓜分华夏的新阶段。”

    同日，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人通《电》“国民政府”，希望政府“幡然定计，拼命争存，一切军政计划悉以抗日救国为目标”。

    并要求政府“援助归国，统军杀敌”。此时，正在部署“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蒋＊介＊石＊不知所措了。

    “榆关事变”把蒋＊介＊石＊的计划全打乱了，他既不愿放弃谋划已久的“剿共”大计，又不能置“国民”高涨的“反日”情绪于不顾。

    唉，只怪小日本太不知足；得是“东三省”，竟然还垂涎华北，真是贪得无厌！看来，对于小日本，仅靠“国联”不足以慑阻，还得靠来点实的；至少，得做点样子给“国民”看，以堵了那些“多舌者”的嘴。

    为此，蒋＊介＊石＊一面致《电》“国联”，再次要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列强能‘主持公道’”，一面则派遣徐庭瑶率“‘第十七军’北上参与‘抗战’”。

    于是，“长城抗战”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