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过雪山红军会师 再寻衅张北事件 (第2/3页)

***《电令》，一再言曰，须收聚歼之效，今使之聚矣，何以不歼。然在分窜之中，各不尚不能击破，今既会台，则已蔓不歼，尚可聚歼之大言不惭哉。”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新的情况，改变了原“定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以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了《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明确提出了“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中央在来《电》中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红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中央指出，目前两个‘方面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中央认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到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地区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中央的这个《方针》，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主张是一致的。

    因为，此时的蒋＊介＊石虽然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但仍不甘心；他判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外乎横窜‘康、青，北’向‘甘、陕’两途”。

    因而，已以胡宗南部二十七个团布于松潘至于武一线，扼阻“红军”北进；以“川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九十余团，固守江油、汶川、灌县一线；以“川军”杨森、邓锡侯部五十余团布于名山、芦山、雅安、荥经一线，防阻“红军”东出；以刘文辉、薛岳等部尾追“红军”，并策应岷江东岸；以马步芳部布防于青、甘边，防堵“红军”西出青海。可见，情势仍很窘迫。

    又因为，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且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建立革命根据地很不容易。

    据此，徐向前与李先念交换意见，对“下一步向哪个方向发展”进行探讨，一致认为“还是实行‘川、陕、甘’《计划》比较好”。而今，与“中央红军”会合后，更觉得：“两军的力量加在一起，北上消灭胡宗南主力；争取在‘川、陕、甘’边创建根据地，打通与‘通、南、巴’的游击区联系；再图发展，是为上策。”

    因此，徐向前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展开；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急待决定者。”

    可见，徐向前与中央的决策不谋而合。何况，“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军的总兵力已达八万，亦有向北发展的能力和需要。

    然而，住在茂县的张国焘、陈昌浩因没有与驻在理县的徐向前商量；却于六月十七日《复电》中央，表面上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却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和敌情均极为不利”；因而，主张“‘红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进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从茂县、理县北上进占松潘西；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主力伺机东向陕西发展。”同时，为“解决给养困难，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

    六月十八日，中央《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主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红一、四方面军’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六月二十日，中央再《电》张国焘，强调：“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力争‘红军’主力出东北，实现‘川、陕、甘’《计划》；如绝无办法，暂时只好向川西南发展。”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以统一战略思想；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于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召开会议、即史称“两河口会议”，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等十六人出席会议。

    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报告，着重阐述了“关于战略方针”、“关于行动方针”、“关于战略指挥”等三个问题。

    特别是“关于战略方针”，周＊恩＊来说：“‘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师以前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红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红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并派支队到新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首先要便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如下三个条件：一是，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敌人容易封锁，我不易反攻。二是，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八个地区人口只有二十万，且藏民占多数。三是，经济条件好，要比较宽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给困难，在大草原和游牧地，既不习惯又不安全。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

    周＊恩＊来《报告》后，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地接受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的态度。

    认为：“由于胡宗南部有二十个团的兵力牵制我们，还有蒋＊介＊石的部队；而我们去甘南是立足不稳的，还会要移动地区、会减员；所以，去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敌至少打下他几个团，才能立稳脚根。”

    然而，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林＊彪、博古、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人一致同意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惟一正确的《方针》”。

    同时，认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强调了“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对于“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在《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决定》。

    于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