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过雪山红军会师 再寻衅张北事件 (第3/3页)

，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红一、四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成立了“红军总政治部”；并于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

    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红一、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

    且说，“红一、四方面军”在橘功会师之时，日本人又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北挑起了事件。

    原来，《塘沽协议》签订后，原在热河的“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遵化；“日军”欲行攻剿，但遵化是《塘沽协议》》划定的“停战区”，“日军”的行动受到了约束。

    因此，“日军”就不满足于《塘沽协议》；欲将其废弃，以便进一步将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一口一口地“蚕食”吞噬。

    于是，日本人又挖空心思地刻意制造事件。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亲日分子、“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遭枪杀；第二天，“天津《振报》社长”兼伪“‘满洲国’中央通讯社”记者白逾桓又相继在日租界寓所内被暗杀。

    于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即与“关东军驻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峨诚也、“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商议，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向华北扩张”。

    于是，一个为“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制造的一系列事件即“华北事件”就在暗中筹划与实施中了。

    五月十七日，高桥坦发表公开谈话，称：“两报言论皆反对国民党，故白、胡之死，皆系‘国民党蓝衣社’所为。”

    五月二十日，高桥坦又致《函》何应钦称：“中方庇护孙部进入停战区，应追究责任；‘关东军’为追击孙部，将进入该区作战。”

    于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则公然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日军”飞机也在北平、天津、张家口上空盘旋；“日军”官兵还辱骂“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天津市长”张廷谔等人，甚或在省、市政府门前随地便溺、肆行挑衅；迫使于学忠于五月二十五日“离开天津，去往保定”，以避其锋芒。

    五月二十九日，酒井隆、高桥坦会见了何应钦，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并从东北调集“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

    虽然，何应钦知道这是寻衅，但不与争执。

    此时，酒井隆、高桥坦提出了更蛮横的要求：“先将于学忠他调，‘天津公安局长’李俊襄免职，‘政训处长’曾扩情、‘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及‘团副’丁昌他调；‘河北省党部’停止活动，‘蓝衣社’应予取谛。”

    何应钦无奈，禀承蒋＊介＊石“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决不轻启战端”的宗旨，只好答允：“中方历来之方针，努力取缔排日分子，决不扩大事态；于学忠免职等事项，已逐次办理；望日方相信我方诚意，请勿扩大事态。”

    六月三日，“河北省政府”改组，由“民政厅长”张厚琬代理“省主席”；天津改为“特别市”，由王克敏《任》“市长”，商震《任》“天津市警备司令”；于学忠、张廷谔、蒋孝先、曾扩情等免职南下，“宪兵第三团”调离平津。

    六月七日，“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会见“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表示“希望尽速解决华北问题”。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五月三十日，四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高科”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察哈尔的张北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

    然而，正欲“‘蚕食’华北而寻衅滋事”的日本岂肯善罢甘休，错过了这起所谓的“张北事件”？

    于是，六月七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驻华首席武官”矶谷廉介、“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关东军驻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等举行会议，认为：“华北排日问题决非‘更三官吏’所能解决。”

    决定“由‘华北军部’向‘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六月九日，酒井隆代表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一、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二、‘第五十一军’撤出河北；三、‘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撤出河北；四、禁止全国排日行为。”并以《备忘录》的方式交予何应钦，称“第一、二、三项均系决定之件，绝无让步可言”，限中方于“六月十二日午前答复”。

    六月十日，何应钦立即《电》告蒋＊介＊石、汪精卫。

    面对日方的挑衅和威胁，蒋＊介＊石、汪精卫畏于“日军”武力，只得又答应了梅津美治郎的要求。

    于是，就在十日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电》示何应钦：“对‘河北省党部’中央已有决议，取缔‘排日政府’已申明令；对于‘五十一军’及‘中央军’之撤退无异议。”

    同日，“国民党政府”又发布了所谓的《睦邻敦交令》，《宣称》：“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兹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实遵守，如果违背，定予严惩。”

    但是，日方不满足于口头《协定》；第二天，高桥坦将其代拟的《协定》以“最后通牒”形式交予何应钦。

    虽然，蒋＊介＊石感到“强令军队撤离，似有‘弃守、献地’之嫌，会授人以柄”；但是，畏于日本人的武力，只好授意何应钦“稍作改动后、给予了答复”，此即所谓的《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的签订，“国民党中央军”被迫出了“张北”，代之以的是原“西北军”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

    然而，《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方仍咬住“张北事件”不放。

    六月二十七日，蒋＊介＊石派“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

    《秦土协定》规定：“一、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二、解散‘排日’机构，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三、惩办事件相关负责人，将‘张北县城北门守备团长’和‘第一三二师军法处长’免职。”

    《秦土协定》签订后，宋哲元部从长城以北撤出，向北平方向集结；如此，“冀、察”两省的主权丧失殆尽，中国的北大门向日本敞开了。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签订，显示了“国民政府”的无能；自然的，又遭致了“国人”一片谴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