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章再阴谋华北自治 一二九爱国运动 (第1/3页)

    【史要】“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汪精卫遇剌；“冀东事件”、“华北五省自治”；中＊共＊“八·一

    宣言”，“一二·九运动”……

    却说，“张北事件”发生后，中日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激起了国人的愤慨，都觉得“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于是，有人打算除掉蒋＊介＊石。

    此时，李济琛、陈铭枢与寄居在香港、有“暗杀大王”之称的王亚樵密议，决定剌杀蒋＊介＊石。

    于是，王亚樵派“《晨光通讯社》社长”华克之化名“胡云卿”潜回南京，主持暗杀行动。

    华克之以《晨光通讯社》的资助人、“华侨富商”身份到南京后，与该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玉华及“记者”孙凤鸣组成了“暗杀小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在南京召开；华克之决定就在会上动手，枪法精熟、有“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孙凤鸣则毅然担负起“刺客”的重任。

    在“义举”前的一天晚上，大家在《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为孙凤鸣摆酒饯行。

    是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体会议”如期举行。此次大会，除“西南派”的“粤、桂”籍“中央委员”没有出席外，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汪精卫等各派要人齐聚南京，身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实权在握的蒋＊介＊石更是踌躇满志。

    这一天，“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戒备森严。

    上午八时，“中央委员”百余人照例到中山陵谒陵；九点钟，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

    由于，办理采访会议的“特别记者证”取得晚了，孙凤鸣在“中山陵祭陵”和“开幕式”之后才得以进入会场。进场时，正赶上百余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前合影留念，孙凤鸣决定趁合影之际刺杀蒋＊介＊石；然而，此时只见汪精卫坐在前排，但不见蒋＊介＊石。

    原来，性格多疑的蒋＊介＊石见此时会场秩序混乱，预感会出事；因此，当全体“中央委员”合影时，他却借口身体不适、独自留进了休息室内。

    汪精卫请他“下楼”，蒋＊介＊石仍仍不起身；于是，汪精卫独自下楼参加合影。

    镁光灯闪起，置身记者群中的孙凤鸣见蒋＊介＊石没有露面，只好“剌杀汪精卫”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孙凤鸣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支装有六颗子弹的左轮手枪，一边高呼“严惩****，诛杀汉jianian！”一边向汪精卫连开三枪；第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第二枪从后贯通左臂，第三枪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骨旁，汪精卫中弹应声倒地。

    枪声响起，秩序顿时大乱；汪精卫的侍卫举枪还击，孙凤鸣也胸部中弹倒地。

    直到此时，蒋＊介＊石才带着几分惊恐从休息室内跑出。

    此时，汪精卫已倒在血泪中；蒋＊介＊石连忙《命》人将汪精卫抬上救护车，急驰中央医院抢救。同时，将“凶手”孙凤鸣也送往医院，欲留“活口”以取口供。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想到汪精卫与蒋＊介＊石以前的过节，突然用力抓住蒋＊介＊石的手，说：“你不要演戏了，分明是你派来的杀手，为什么照相时只有你不在场？”

    蒋＊介＊石被责问得无言以对，显得十分尴尬；此时，现场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也都怀疑是蒋＊介＊石指使人所为，只是暗思而不敢言。

    虽然，汪精卫经紧急抢救后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但是，还有一颗子弹留在胸部未能取出，数年后仍要了他的命。

    孙凤鸣被送到医院后，因流血过多危在旦夕。

    但是，南京当局为从他口中获得线索，《命》医生给其注射强心针；然而，未能如愿。孙凤鸣在弥留之际只是说：“我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是良心主使我这么干。”

    十一月二日凌晨，孙凤鸣离开了人世，年仅三十岁。尔后，孙凤鸣被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并在他的家乡江苏省铜山县黄集镇、立碑以缅怀。

    汪精卫遇刺，令蒋＊介＊石非常被动；事发之后，蒋＊介＊石立即召集“蓝衣社”的特务，《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早日破案、以正视听”。

    于是，特务们到处搜捕。

    虽然，华克之、贺坡光、张玉华没被当场缉获；但是，特务们很快发现是仨人所为。

    接着，就有四十多人被捕；张玉华、贺坡光相继被捕杀，孙凤鸣的妻子、妻妹和贺坡光的老母、胞兄都未能幸免。

    不过，华克之得以走脱，特务们悬赏五万大洋终不得缉。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华克之经廖承志、潘汉年介绍，经毛＊泽＊东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华克之戴着神秘的面纱、隐没在“抗战”的大潮中，更令特务们无从下手了。

    当蒋＊介＊石得知“剌杀汪精卫”又与王亚樵有关、且剌杀的锋芒其实对准的是自己时，更是惶恐不安、恼怒至极、必欲除之。

    因此，蒋＊介＊石对戴笠下《令》：“限期擒拿王亚樵归案。”并言：“捉不到活的，死的也行；否则，再不要见我。”

    于是，戴笠派遣大批特务赴香港，但仍毫无收获。

    后来，王亚樵在遁往梧州时；因其部下余立奎之小妾余婉君的出卖，才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被戴笠的手下所杀。

    王亚樵死后，老友郑抱真及徒儿许志远为其买棺收殓，安葬于梧州倪庄。

    这位堪称“暗杀大王”与“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被除掉后，蒋＊介＊石遂去了一块心病。

    王亚樵的侠胆义肝、为民除害、天马行空般的独往独来之举，使国人敬佩；但最终惨遭毒手，实在令人腕惜。

    后来，周＊恩＊来在提到王亚樵遇难时，曾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此乃后话，顺提略叙不赘述。

    且说，中日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后并不能带来安定；日本又得寸进尺地蓄意制造“冀东事件”，大肆鼓噪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妄图将中国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五省再分离出去。

    早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日本浪人团体“华北青年同盟会”与曾为“北洋军阀秘书”、有“汉jianian首领”之称白坚武组织的“东亚同盟自治军”发动了“丰台兵变”；企图夺取北平，促成“亲日反华政权”，但被中方迅速镇压溃散。

    “丰台兵变”失败后，日方派多田骏接替梅津美治郎出《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当时，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通力协作下，非但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华北工作也有了飞跃进展。

    一九三五年十月上旬，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鼓励华北自主案》；并发表了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