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章再阴谋华北自治 一二九爱国运动 (第2/3页)

》，声称：“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在于通过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的互助合作，确保东亚安定。”

    与此同时，土肥原贤二奔波于保定、太原、济南等地，企图利用“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等人来实现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

    土肥原贤二先是向宋哲元正式提出“建立辖有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华北防共委员会”，并允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

    接着，土肥原贤二又在十一月抛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宋哲元在十一月二十日前，照他的《方案》首先《宣布》“自治”。

    “日本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则要挟宋哲元，声言：“土肥原贤二的要求必须实现，无商量余地。”

    同时，多田骏亲自飞到济南，引诱“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并派人去保定，诡称“宋哲元、韩复榘已对‘华北自治’表示‘同意’”，以胁迫在医院治疗的“河北省主席”商震返回北平“协商事宜”。

    蒋＊介＊石获悉此事后，亲自飞赴太原，劝说阎锡山等人不要跟日本搞“自治”。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也对宋哲元、韩复榘做工作，要中方各将领“避免与日方接触”。

    然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却在各种外交场合上《宣扬》：“对‘华北自治运动’，无理由取消。”

    十一月十二日，“关东军”悍然派出“独立混成第一旅”的一个“步兵联队”、一个“轻型坦克中队”和“野战重炮兵大队”，集结于山海关进行威胁。

    同时，又于十一月十六日，“关东军”以“中国中央军沿陇海路北上，恐有保护山东侨民之必要”为借口，下《令》空军六个中队“在山海关、锦州一带集结”。

    十一月二十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奉《命》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如果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日益恶化的危险。”

    第二天，迫于“日军”压力，“南京政府”赶紧答复说：“中方准备将‘华北自治’相关问题与日方按‘广田三原则’进行谈判。”

    所谓“广田三原则”，即是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由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经多次商议达成、并于同年十月在“日本五相会议”上通过的“对华政策”。

    其实质是：“一、中国停止‘抗日’活动，抛弃依赖英、美政策，与日本合作；二、中国要承认伪‘满洲国’，借以促进华北与‘满洲’的经济文化关系；三、中国应与日本合作，‘防俄’、‘防共’，旨在绞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

    “南京政府”如此回复，已算是迫不得已。

    但谁知，有吉明得到广田弘毅的《训令》：“因恐中国方面利用‘三原则’在解决‘华北自治’问题时讨价还价，故两者必须分开；关于‘华北自治’问题不应‘谈判’，而是‘要求’与《命令》！”

    同时，为逼迫宋哲元下决心“自治”，土肥原贤二决定先让早已受日本控制的“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以“宋哲元”的名义在冀东掀起“自治运动”，以起到示范作用。

    十一月二十二日，殷汝耕指挥保安队在《塘沽停战协定》划定“非武装地带”线内的河北的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宣布》“自治”，并诳称“得到宋哲元的同意”。

    “冀东事件”爆发的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即派“驻南京陆军武官”雨宫向“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提出要求：“撤销‘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另派高级人员与日本交涉。”

    接着，十一月二十五日，殷汝耕又在通州等地悬挂五色彩旗，《宣布》：“冀东二十二个县‘自治独立’。”成立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自《任》“政务长官”。

    从而，冀东地区的通县、抚宁、卢龙、顺义、滦县、迁安、宝坻、怀柔、临榆、密云、宁河、平谷、遵化、蓟县、昌平、兴隆、丰润、玉田、香河、三河、昌黎、乐亭等二十二个县完全沦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于是，由日本一手导演的“冀东事件”酿成了。

    与此同时，日本又在北平、天津等地也策动了一系列要求“华北自治”的“请愿”活动。

    在“日军”的压力下，“南京政府”被迫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并定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而此时，寄人篱下的石友三见“冀东事变”有机可乘；遂秘密离开了山东，前往天津与土肥原贤二接洽。并在土肥原贤二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支“冀北保安队”，石友三自《命》为“冀北保安司令”。

    蒋＊介＊石无奈，遂将他收编；自此，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归辖于宋哲元；并按“国民政府军”序列编为“第一八一师”，石友三《任》“师长”。

    且说，“冀东事件”和“华北自治”发生后，日本“亡我”之心更显；而“国民政府”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国人深怀不满、大失所望。

    在此屡屡失地丧权、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却从国外传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

    “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后又继续侵略华北，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执笔撰写的，最早在莫斯科发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刊登于中＊共＊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第十期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

    《八一宣言》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国民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论述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爱国将士、民族英雄前赴后继、英勇作战、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和必胜信念”，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八一宣言》提出了“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所以，她与以往任何《宣言》不同之处；就在于，她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

    《八一宣言》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的联合，而是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要求“更有成效、更高级”的联合。

    《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组成“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