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8章汪精卫叛逃投日介＊石溶共反共 (第2/3页)

议》，在重庆嘉陵江西岸的沙坪坝区化龙桥红岩嘴十三号一幢深灰色三层大楼内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对处只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由周＊恩＊来负责，成员有博古、叶剑英、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等人。

    如此，战前不同政见、不同治国主张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及其主要领导人都纷纷聚集重庆；先前来往、散居于全国各地的大批俊士豪杰和社会名流，也如百川归海似地荟萃重庆了。

    多种力量、因素的综合，共同推动着重庆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使这座古老的内陆城市一跃而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成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党各派参加其中的中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

    重庆即由一座古老的军事城堡一跃而发展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活动与统治中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的指挥中枢，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发挥中枢和灵魂的重要作用。

    且说，武汉沦陷后，日军暂停了对中国军队的进攻；并于十一月三日，又以近卫文麿首相出面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宣言》。

    日本政府希图通过第二次《近卫宣言》，把对国民党政府以“打击为主”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同时，《近卫宣言》提出了“希望与中国政府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并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接着，制定了《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方针》、《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等文件，提出：“中国事变的处理，要尽量采取各种办法，因势利导，努力使之早日解决。”

    但是，解决事变的条件和办法同过去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仍以所谓“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和经济合作”为原则；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更换人事组织”，坚持把“蒋＊介＊石下野”作为“承认国民党政府”并“议和”的先决条件。

    日军要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交换条件，这使蒋＊介＊石十分恼怒。

    于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衡山召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一百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参加。

    会议由蒋＊介＊石主持，着重从军事角度“检讨了过去抗战的得失，判断了当前战争的形势，确定了以后‘二期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据此调整了部署。

    会上，蒋＊介＊石提出了划分抗战阶段的设想，说：“此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从‘七·七事变’到日军占领武汉为止，是抗战的第一时期；此后，属于抗战的第二时期，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这个《方针》注意了“游击战争”的作用，决定“派遣部分力量，争夺敌后控制权”。

    虽然，对于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仍要求发动有限攻势；但是，已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亦即“保存实力”了。

    同时，按照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新战略方针的要求，“南岳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划分战区、调整部署。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改由卫立煌，辖区为豫境及安徽之一部。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仍由阎锡山，辖区为山西及陕西之一部。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仍由顾祝同，辖区为苏南、皖南和浙闽两省。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改由张发奎，辖区为两广地区。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仍由李宗仁，辖区为皖西、鄂北、豫南方面。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改由朱绍良，辖区为甘宁青及绥远方面。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仍由陈诚，辖区为赣省一部、鄂南和湖南全省。

    另外，增设了第十战区，司令长官由蒋鼎文担任，作战区域以陕西为主；同时，在日占区敌后新设了鲁苏和冀察战区。

    日军见第二次《近卫声明》不起作用，国民政府没予理睬；遂于十二月二日，日本大本营对华中方面军下《令》开始向重庆实施“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

    日军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目的是企图“通过空袭，震撼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从而，打击中国政府的抗战意志。

    于是，几十架日机飞临重庆上空；顿时，警报声四起，重庆这座战时首都乱成一团，百姓纷纷四处躲藏。

    不过，此时苏联的航空志愿队已于一九三八年十月进驻重庆，开始反击日机的轰炸。

    苏联航空志愿队出动二十多架伊－15、伊－16战斗机，对抗八十多架日本战斗机和轰炸机；并击落日机数十架，有效地保护了重庆的空域免受日机sao扰。

    正在日机开始对重庆轰炸之时，却爆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说是，时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突然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叛逃了。

    其实，汪精卫欲叛逃由来已久。

    早在“七·七事变”后、特别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里面就分成了“主战”与“主和”两派势力。

    当时，蒋＊介＊石主张武力抗战，汪精卫是倾向“和谈”的，社会上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倾向“和谈”。

    全面抗战以后，为躲避日机空袭，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励等人经常到周佛海建在南京西流湾八号一幢花园洋房内的地下室。

    在地下室里，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的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

    于是，胡适为在这里形成的这个非正式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对当时盛行的被他们称之为“歇斯底里”的“抗日”热情所不满。

    “低调俱乐部”里面的成员多半都是一些“主和”的学者，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所以，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

    “低调俱乐部”成员、国民党国防参议员胡适就曾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和日本打仗，军事力量还没有成熟，是不是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人和谈？”

    汪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