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8章汪精卫叛逃投日介＊石溶共反共 (第3/3页)

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此时，在国民政府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和谈也是一种途径”。

    期间，汪精卫也多次劝说******：“要保卫我们的领土，固然不能向日本人示弱；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另辟一个途径；因为，打仗的结果还是要和谈。所以，‘和’是战争的另一种手段。”

    可是，蒋＊介＊石未采纳汪精卫的意见。

    汪精卫见自己的主张既然不能在体制之内被采纳，他就很想“离开中央政府”到体制之外去争取。

    但由于，汪精卫身为国民党副总裁，要离开国民党和中央政府去“体制外”运作谈何容易？于是，他为此作了一系列的准备。

    在汪精卫叛逃以前，“主和”派人物、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已在香港跟日本人有相当多的接触。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武汉陷落后，高宗武与时任国民党中央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梅思平到上海，与时任日军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两人，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的“重光堂”秘密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文件，史称《重光堂协议》。

    同时，还制订了有关“汪精卫出走”及“近卫文麿首相发表《宣言》”等日程安排的详细计划；因为，高宗武的代号是“渡边”，故又叫“渡边计划”。

    按照“渡边计划”：十二月底，汪精卫离开重庆脱离******，经昆明到达越南河内；汪精卫一到河内，日本的首相近卫文麿就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汪精卫再发表一个东西，来呼应近卫文麿的《声明》。

    因为，担心成群结伙出走目标太大容易引起警觉；所以，决定十二月五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先行去昆明；同时，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陶希圣也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然后，汪精卫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战演讲’”为名，于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动身，在昆明与周佛海等人会合；然后，转飞河内去香港。

    如此周密的“渡边计划”，可谓是天衣无缝。

    于是，十二月五日，周佛海先行飞抵昆明，准备依“渡边计划”而行。

    谁知，十二月八日，蒋＊介＊石突然自桂林飞抵重庆；汪精卫不禁吓了一跳，以为是“出逃”的《计划》败露了。但几天下来，未见蒋＊介＊石有甚动静；说明事情并未败露，汪精卫才算松了口气；可是，自从蒋＊介＊石到重庆后，汪精卫就没了脱身的机会；再不出走，原定的“渡边计划”就要泡汤了，可把汪精卫急的。

    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要到“行营”作《演讲》，让汪精卫“不必陪同。”

    汪精卫觉得机会难得，决定孤注一掷；就在这一天，汪精卫终于离开重庆、去往昆明。第二天，再从昆明抵达河内。

    随同汪精卫一起叛逃的还有其夫人陈璧君，以及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和汪精卫的几个亲戚。

    十二月二十一日，汪精卫到了河内，暂居河内郊区避暑胜地三桃山。

    第二天，日本政府即按事先约定，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

    汪精卫的离渝叛逃和第三次《近卫声明》的发表，令蒋＊介＊石深感不安和尴尬，只好派出与汪精卫有渊源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赴河内好言劝说汪清卫回重庆。

    尔后，蒋＊介＊石就去了结另一件心事了。

    虽然，抗战以来，国共联手了；但是，共产党坚持军事自主。如此，名义上自己是抗战统帅，实际上中＊共的军队仍然不归服于他；如此下去，到头来势必会让共产党养肥了，如何是好？

    蒋＊介＊石的心中始终有着这么一个结，使他食无甘味、卧不安寝。

    看来，得早想一个能惩治共产党的办法；否则，悔之晚矣。只是，国、共联手抗日才不久，******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重又公开“反共”；否则，破坏了“抗战统一战线”必又会遭致世人唾骂和鞭挞。所以，国民党若再要“反共”，表面上还不可撕破脸，得“幽”着点。不过，蒋＊介＊石觉得，无论如何总得向党内同仁提个醒，别让“抗战”麻痹了“反共”的神经。

    于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趁着日军的陆路攻势稍缓之机，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了。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主要研究了“二期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党务等问题，而“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是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会上，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理党务之要点》的演讲。

    尔后，会议直接针对中＊共＊关于“建立两党合作的共同组织形式”的建议，公开《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

    会上，有人大造“反共”舆论，无端指责“异党假借‘抗战’之名，阴分壁垒；分化统一，破坏团结，谋夺政权，已造成党国莫大隐忧”。

    蒋＊介＊石也在会上说：“****不应像十五、六年那样，而应该采取不打它、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要‘溶共’而不是‘容共’；共产党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

    为此，会议秘密通过一个《整理党务》的决议；规定国民党要把“防共、反共”作为今后的中心任务，加紧发展组织，努力扩张势力，以与共产党相对抗。

    同时，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名为“防共委员会”的专门机构；由蒋＊介＊石任委员长，委员则由委员长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提出的人员担任。

    委员长有极大的权力，党、政、军一切事务均可不遵平时程序、而以《命令》作“便宜”之措施；还决定“要彻底清查与整理户籍、保甲，健全‘保甲制度’”，规定“要以保甲为单位，强制民众推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等。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陆续制定并秘密下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

    施方案》、《防止异党兵运方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方案》、《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全面布置了“政治防共”、“军事限共”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从此，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明显逆转；其“限制、削弱以至取消共产党”的企图愈益强烈，逐渐加紧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活动。

    所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开始复又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了。

    而至于抗战，要不是小日本太过蛮横，蒋＊介＊石真不愿与之为敌；可是，现在却不得不扛起“抗战”的大旗了；何况，国人已把自己尊为“统一战线”的“领袖与统帅”，自己也就不得不“领导国人抗战到底”了；否则，如何坐得了这第一把交椅？

    正是为了这把交椅，蒋＊介＊石既要抗日、又要“反共”，真是难为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