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5章幡悔悟高陶事件 终卖国汪伪政府 (第1/4页)

    【史要】《汪日密约》曝光，“高陶事件”；汪精卫叛国投日，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枣宜会战……

    却说，汪精卫自从河内逃过一劫、登上日本货轮“北光丸”号后，已被日本人所cao控；至此，汪精卫就甘心情愿地跟日本人走了。

    两个月后，汪精卫抵达上海，住进了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三十一号；并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五日，汪精卫在上海成立了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

    此前，曾在陈立夫手下任“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丁默邨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情报员”李士群等人均已叛国投敌，并在日本指使下建立了特工组织。

    一九三八年九月五日，汪精卫在伪“国民党”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正式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简称“特务会”。

    “特务会”成立后，下设“特务总部”，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和唐惠民为副主任。总部设在上海大西路七十六号内；后因，此处活动不便，又由日本特务晴气庆胤亲自选定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作为特务活动场所；尔后，“七十六号”遂成了这个特务组织的代称。

    此时，曾是北大教授、法学院政治系主任的陶希圣正在香港；汪精卫就给陶希圣去《信》，上书：“我需要你。”

    陶希圣接《信》后，就乘船前往上海，欲助汪精卫重造所谓的“和平运动”；不久，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有“日本通”之称的高宗武也来到上海。

    此时，代表日本政府的“梅机关”已与汪精卫开始了正式谈判；于是，高宗武、陶希圣代表汪精卫集团参与了谈判。

    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见到日本方面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中，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十分苛刻；从中，可见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

    日本人现在所要的地域已经议定，是从黑龙江到了海南岛；所包括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等，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

    可见，日本的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无非是欲借助未来的“汪伪政权”作幌子、彻底霸占中国的领土，最终目的是要宰割中国、灭亡中国。

    高宗武、陶希圣开始认识到这种所谓的“求和”，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于是，秘将《汪日密约》反拍，以备后用。

    同时，令俩人意外的是，他们发现此时的汪精卫已经上了日本人的“贼船”；从“主和”变成了甘心情愿的“投降”；极力迁就日本军方，铁了心甘愿充当卖国贼，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脑。

    同时，作为交换条件，汪精卫要求日本每月津贴三百万元法币，以建立“卖国政府”的开办费；另加两亿元法币贷款，拟建立一支汉jianian军队。

    于是，高宗武、陶希圣心中十分懊恼，悔不该前来上海、竟落入虎口而难以脱身；沮丧与绝望之余，陶希圣想到了以死来寻求解脱；但是，又不甘愿就这样一死了之。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与日本签订卖国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即《汪日密约》；这一天，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出席，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

    高宗武、陶希圣的反常态度，引起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于是，汪精卫秘密派遣特务对俩人进行监

    视，高宗武、陶希圣已感到了随时有生命危险。

    一九四○年一月二日，高宗武去看望陶希圣，两人商定：“立即秘密离沪，脱离汪精卫集团。”

    此时，汪精卫与日本在上海进行密谈，草签了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声称：“汪精卫要脱离国民政府，成

    立亲日的‘新政府’。”

    蒋＊介＊石得到这些密《报》后大为恼怒；他不满意汪精卫单独去与日本媾和，而且准备成立也挂青天白日旗、同称“国民政府”的傀儡政权。

    因此，蒋＊介＊石一再给在香港的杜月笙带话；要他通过在上海的老关系，甚至不惜用许愿、重金等方法收买汪精卫的走卒，拆汪清卫的台。

    此时，杜月笙在上海的干将徐采丞，通过黄溯初得知高宗武、陶希圣有脱离汪精卫之意，遂到香港向杜月笙汇报。

    杜月笙听罢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的高声说：“采丞兄，这件事情关于抗战前途、国家大局，值得一

    试。你在香港待两天，我要去重庆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汇报。”

    于是，杜月笙自香港飞赴重庆，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十分高兴，要求他从速返港，并面授机宜；临走时，蒋＊介＊石还写了给高宗武的亲笔《信》，托杜月笙带去。

    杜月笙面见******后、重回香港，嘱咐徐采丞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高宗武和他的家眷平安地送到香港来”；并把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徐采丞，让他转交给高宗武。

    徐采丞按照杜月笙的《指令》，立即回上海与高宗武相见并转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

    此时，汪精卫已内定陶希圣为“宣传部长”；高宗武因资历浅，但也内定为“外交部次长”。但是，俩人深明大义、幡然悔悟；遂于一九四○年一月四日，在万墨林、徐采丞的帮助下，高宗武、陶希圣被悄悄地护送上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翌日，顺利抵达香港，终于脱离了虎口。

    到了香港后，高宗武、陶希圣给《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写了亲笔《信》，并将摄录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即《汪日密约》告之。

    一月二十二日，《大公报》香港版即在《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及《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的通栏正、副标题下，独家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原件、即《汪日密约》；另在第九、第十两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还发表了题为《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的社评。

    如此，汪精卫秘密与日本媾和、出卖祖国的丑恶行径大白于天下了。《大公报》的这条独家新闻在香港和内地引起轰动，一月二十二日的《大公报》香港版被销售一空、不得不加印。

    第二天，《大公报》香港版还发表了陶希圣关于“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