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5章幡悔悟高陶事件 终卖国汪伪政府 (第2/4页)

件”的谈话。接着，又于一月二十七日，刊登了陶希圣在“日、汪密谈”时的笔录，对《汪日密约》的出笼做了解释。

    高宗武、陶希圣由汪精卫投向******，并揭露了汪精卫的卖国行径；经《大公报》香港版的及时披露，遂成为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这次“高陶事件”，揭露汪精卫的卖国嘴脸，《大公报》算是抢到了“独家新闻”。

    此后，蒋＊介＊石奖励高宗武五万元美金；并由蒋＊介＊石亲自《批示》给予化名“高其昌”的官方《护照》，得以出洋游历。从此，高宗武带着年轻妻子赴美作了“寓公”。

    而陶希圣事后到了重庆，受到蒋＊介＊石重用。蒋＊介＊石给以高官厚禄，参加由陈布雷主持的第二侍从室的工作，参与蒋＊介＊石的机要事务。此皆题外话，不累笔。

    “高陶事件”的发生，对汪精卫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此时的汪精卫是铁定了心“要卖国投敌”，也就不顾国人的指责和唾骂、一意孤行地走到黑了。

    于是，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汪精卫干脆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伪“国民政府”、俗称“汪伪政府”。

    “汪伪政府”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作为“国旗”，另加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组织机构仍用“南京国民政府”的“五院制”形式，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揖唐。

    由于，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一度遥奉已迁都重庆了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因此，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兼任代主席。

    “汪伪政府”成立后，设于北平的伪“华北临时政府”改称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由王克敏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下属各部均改称“总署”，原各部负责人改称“督办”。

    另外，又任命周佛海为伪“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齐燮元为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为伪“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

    然而，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只有从南京梁鸿志伪“维新政府”接收的绥靖军所部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其驻地大多在南京周围及接近南京的安徽地区。

    不久，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又收编了国民党军统的游击军两个旅；同时，作为伪“国民政府”成立的礼物，日本顾问部又移交给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七个旅和一个团的“皇协军”。

    汪精卫还想仿效蒋＊介＊石办黄埔军校的办法，招收五百多名学员﹑成立了一个“军官训练团”；但是，日本人不允许他有这样的部队；无奈，只好将这批学员训练完毕后分配在军事机关和武汉绥靖司令部。

    尽管如此，汪精卫深知武力是最有力的政治资本；成立新部队不成，他便开始通过“曲线救国”的谎言四处诱降******国民党军队。

    如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就可以在日本主子的扶植下，在他的辖区内行使其傀儡政府的职权了。

    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的辖区包括苏、浙、皖等省大部，沪﹑宁两市和鄂、湘、赣、鲁、豫等省小部分。

    在辖区内，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实行法西斯统治，利用“七十六号”特务机构捕大肆杀抗日爱国人士；配合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妄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结大批伪军，协助日军实行“清乡”、“扫荡”等反共活动，妄图消灭坚持敌後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委托经营”某些工矿企业，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公然开征鸦片捐。在文化教育上，推行“新国民运动”，施行奴化教育。

    如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的一套班子算是凑成了，并死心塌地为其“主子”日军卖力效命了。

    而此时，有心当“湖南王”的何键已于“七·七事变”后，被******挤出了湖南并褫夺了第四兵团司令的实权；因此，心萌异志欲开拓重理旧巢的蹊径。

    一九三九年底，何键的结发妻黄氏在九龙的寓所内病故；何键即趁机向时任行政院长孔祥熙请丧假一个月，准备投靠汪精卫。

    但是，当何键和副官登上飞机行将起飞时；突然，特务头子戴笠坐小汽车赶来。

    戴笠《命令》飞机停飞，并亲自上机询问何键：“有无准假？”

    何键出示孔祥熙批准的假条，戴笠却摇摇头说：“这怎么能行？请你下去，等我请示委员长再说。”

    于是，何键被送回上清寺大溪别墅中软禁止起来；后经孔祥熙出面斡旋，才得以恢复自由。从此，何键留在重庆，深居简出﹑很少参加社交，一心修行坐道﹑求仙拜佛，消磨日子。此皆题外话，顺提不赘笔。

    且说，“汪伪政府”成立后，迁都在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却仍不准备跟日本谈判，日军这才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直想避免的“持久战”深渊。

    此时，日军的选择是“希图停下来，一面巩固占领区，一面采取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冀望于国民政府同意和谈”。

    不过，这种策略只是重弹南京攻陷后的老调而已；可是，现在情况对日军却是不利；因为，眼下的占领区大

    了至少一倍，日军既缺乏全面控制占领区的实力、又缺乏足够的预备队。如果说，在一九三七年底时，日军采用这种策略是明智的话；那么，一年后的今天再重启此一想法，就是愚蠢之至了。

    日军决定了这一战略构想后，即从一九三八年底开始进行兵力重整；即以大量新编成的独立旅团与B级后备师团开入中国，与原本投入战场的常备师团及A级后备师团进行换防；换防出来的部队，或开回国内解除动员、或转调关东军对抗俄国的威胁。

    然而，到一九四○年初，在华日军、不包括在东三省的驻军，就布署有二十四个师团、二十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与两个骑兵旅团，总数将近八十万人；这么庞大的驻军数字，对资源贫瘠的日本政府来说确实颇感压力。

    可是，日本的占领区太过广大了；以致于，现在的日军还不够用。于是，日军只好将原来须用一个师团控制的改由一个旅团、须用一个旅团控制的改由一个大队；如此，但求维持现状、控制住已占领区。

    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次也体认到这一点，在华日军已自武汉会战后的高峰时的约八十万人降至现在的约

    五十万；他手中的一个常备师团或A级后备师团已仅有约两万两千人、新调入的守备师团也仅约一万五千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