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章 第二帝国的社会图景 (第1/2页)

    “1871年的新德意志帝国并不确定它即将在欧洲扮演何种角色，对自己的新身份也模糊不清。德意志境内的4100万居民中，包括法国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土地上的人民。大多数人并不以德国人自居，他们仍然充满了地域自豪感和民族主义，称自己为巴伐利亚人、普鲁士人、巴登人、萨克森人，等等。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港口地区，那里的人们仍称自己为汉萨人，意指中世纪曾控制了大海、垄断了海上贸易的光荣的汉萨商人联盟。这些自我认同的隐含之意显然是要把自己同泛泛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俾斯麦和柏林区分开来。即使是俾斯麦以及他一手扶植的德意志皇帝，都更愿意称自己为普鲁士人，甚至是历史更悠久的勃兰登堡人。俾斯麦有时称自己为普鲁士国王身边的“勃兰登堡仆人”，有时他会强调他的祖上早在霍亨索伦王朝1416年从纽伦堡迁来之前就在阿尔特马克（马克是神圣罗马帝国时期边境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拥有地产。

    德意志人长期以来就习惯将自己与执政中心保持距离，不愿自己成为一个笼统意义上的“德意志人”，而德意志联邦制度就曾经是，也仍然是他们这种愿望在宪法上的实在体现。人们一直抱怨俾斯麦政权是一种霸权，它在“德意志王国和自由市联合”的宪法面纱之下暴露无遗。普鲁士在经济、财政、工业、行政和军队等方面都占cao控地位——事实上，德意志三分之二的领土、五分之三的人口都处于普鲁士王国的统治下。也正是通过位于威廉大街的普鲁士各政府部门，帝国政府才能运转，各项立法和政策才能得以确立和实行。就地位而言，帝国政府的国务大臣们也显然比那些被加以“阁下”头衔的普鲁士大臣们要低，即使在官方描述中也是如此。

    即使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并入俾斯麦的德国之前——他们曾经被拿破仑视为战略地图上需要首先攻克的要塞，人们从未忘记，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祖先可以处理自己的国事，发行自己的货币，确定自己的税收，而且除了远在罗马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当地政府和教会之上。科隆的人民念念不忘1813年拿破仑撤退后普鲁士对其长时间的占领，他们经常在当地年度狂欢节上嘲笑普鲁士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表达这种愤怒情绪。1848年，当地爆发的革命明显具有反普鲁士的含义。在德国西部，法国法律制度曾经被引入，拿破仑法典一直被沿用到1900年。同样，在普鲁士东部，法国大革命之前制定的一部深受启蒙主义影响的民法典一直在延用。

    德国的多样性也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面包、啤酒、服装，甚至语言和地区法律，无不体现出这种多样性。除了富有阶层和受教育阶层外，人们都说本地方言，而且即使那些上层人士也只是在阶层内部才用高级德语，当他们对仆人、下层邻居说话时仍然要用方言。即使是俾斯麦，这个诗歌写作爱好者和伟大的议会演讲者，对易北农场里的农民仍用低地德语谈话，这种方言没有一个南方人能听懂。下巴伐利亚多瑙河沿岸的施特劳宾居民如果去北方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旅游——当然，他们也认为没必要去那里，他们一定会感觉身在另一块大陆。德国还有很多不同的曲调，同样的谚语在不同的地区有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一句谚语在南方可能会被认为滑稽可笑，在北方则让人觉得不知所云。

    语言仅仅是德国多样性的一个体现。德意志土地上的房屋建筑和村落结构也有极大差异，体现了古代封建农业财产的不同形式。德意志东部的一些地区人口稀少，大量人口流入大城市，尤其是柏林。在南部，在符腾堡，几个世纪以来，发达的纺织业和金属业使得人们能够在小城市过上不错的生活，现在，当初那些小城市几乎都已经发展成了大工业中心。

    食物当然更加体现了多样性，尤其是啤酒，因为啤酒不便于储存和运输，只能在当地制造和消耗。各种奇形怪状的面包和饼干也反映了各地不同的历史或神话源头。传统的德式面包卷形状像女性生殖器，显然象征着生育崇拜。面包大多数是硬壳黑面包，因为小麦相当昂贵，白面包即使对中产阶级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品。昂贵的rou类也是只有在星期日才能享受。在北部，鱼很便宜，事实上，是太便宜了，甚至科隆的仆人都抱怨莱茵河里的鲑鱼太多了——当时莱茵河还是一条水清沙白的河流。在南部，最初在修道院人工鱼塘里繁殖的鲤鱼非常普及，遍布市场，穷富皆宜。当时奶酪并不是什么珍馐佳肴，上好的奶酪品种无法从法国或瑞典进口来，当地出产的气味难闻的奶酪才是大多数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餐桌上的常见食物。

    甚至人们吃饭的时间也有所不同。对付不起昂贵照明费用的工人来说，太阳升起，一天开始；太阳落下，一天结束。劳作时间也很长，通常每天十多个小时，一周五十多个小时。与之相反，日落之后不必立刻睡觉，夜里可以喝点葡萄酒、吃点夜宵是上层生活的显著标志。工人们劳作时要带着面包、香肠和汤——小吃店很晚才出现。相反，富人们的一天以少量的鞍上早餐和骑马休闲开始，随后是午餐，下午五点钟左右在饭店享受茶点，伴着音乐或与友人的闲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