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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4章国联李顿调查团 上海一二八事变 (第1/3页)
【史要】蒋介石组“复兴社”;“国联”组建“李顿调查团”;“日僧事件”、“三友实业社事件”、“一· 二八事变”…… 却说,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即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声明:“余此次完全以私人资格入京赞助政府当局,绝不担任何种职务。”以示自己的忧国忧民、高风亮节、坦荡无私。 时已回到太原了的阎锡山见蒋介石如此快的就东山再起了,觉到蒋介石的实力仍存、声威不减,自己不可再与其争锋了。 于是,赶紧将受《命》于蒋介石、而在太原“一二·一八惨案”后被其逮捕了的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书记长”苏寿余及韩克温、胡伯岳、李江等人,以“易地审判”为名、押往郑州后释放了,以向蒋介石示好。 果然,蒋介石因是重新“出山”后不久、尚须笼络人心,且见阎锡山已主动示好;因此,非但没再与他计较,却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如此,阎锡山与蒋介石算是也损弃前嫌、言归于好了;且自此,阎锡山如愿以偿、终于又可正言顺地当他的“山西王”了。 其实,复出后的蒋介石最关心的仍是江西的“剿共”。 恰此时,豫南的“商潢战役”刚于一月十九日打响;因此,蒋介石抵宁后即在南京的励志社召集汪精卫、林森、孙科、何应钦、宋子文、陈友仁、张继、朱培德、陈铭枢等人,以开“谈话会”形式听取了有关“剿共”的军事形势《报告》,而对已被“日军”占据了的“东三省”及日趋紧张的上海情势却置于脑后、漠不关心。 而此时,日本“浪人”已在沪伺机滋事,“日军”则更是以“保护‘日侨’”之名、开始增派日本“海军陆战队”入沪,上海的情势也已是一触即发。 为此,时《任》“外交部长”陈友仁再次提出了“须‘对日绝交’”,以能“御外侮、慰民心”。 然而,蒋介石仍主张“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对陈友仁的“对日绝交”主张表示否定,认为这是“只图一时之快,不顾国家永久利害”,断不可行。 蒋介石对日如此畏惧而不敢“绝交”,令陈友仁难以接受。 于是,一月二十四日,陈友仁向仍是“行政院长”孙科口头提出“辞职”;然后,愤而离开南京、去往上海了。 陈友仁抵沪后,公开发表谈话,直言不讳地指斥:“蒋介石对‘东三省’事件,一贯主张‘不抵抗’政策;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陈友仁离去后,孙科也于一月二十五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正式提交了《辞呈》;按“上海会谈”时的约定,请辞“行政院长”之职。 同时,一直不视事的“立法院长”张继也提交了《辞呈》。 孙科与张继提交《辞呈》后,蒋介石即于一月二十八日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会上,作出《决议》:“一、‘行政院长’孙科请辞照准,《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二、‘立法院长’张继请辞照准,《任命》孙科为‘立法院长’,孙科未到职以前,由覃振代理;撤销陈友仁的‘外交部长’之职,《任命》罗文干为‘外交部长’。” 就这样,“孙科‘内阁’”《宣誓》“就职”上台不到一个月,就在严重的危机中黯然谢幕了。孙科的下台,倒是让汪精卫趁机出《任》“阁揆”,可谓是如愿以偿了。 而蒋介石在奉化老家中蛰居了仅一个多月,就又东山再起了;蒋介石的复出之快,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 且这次复出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比先前更稳固了,似乎已是无人可替代;真可谓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蒋介石为之窃喜。 蒋介石复出后,基于他在奉化溪口老家反省所得,觉得眼下国民党内各级党部的组织能力及对自己的忠诚度都存在问题:因此,认为有必要在国民党的党机器之外,另建一支更能忠于自己的新的政治力量,以利于自己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控制。 恰此时,一批“黄埔弟子”酝酿成立了一个名为“力行社”、由滕杰《任》“社长”的秘密政治团体。 由于,“力行社”以“拥护蒋介石”为宗旨,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正是蒋介石所需;于是,蒋介石给予了竭力支持,“力行社”很快由原来的六十人发展成了三百多人。 尔后,蒋介石又授意其“心腹”、被称为“十三太保”的“黄埔门生”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酆悌、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等人,在“力行社”的基础上成立了特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并由蒋介石自《任》“社长”。 且因,“复兴社”干部模仿意大利的“黑衫军”和纳粹德国的“褐衫军”,均着装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 “复兴社”的活动主要是对日刺探敌情,对党内“异己”与“地方派系”进行监视与分化,对社会民主进步人士与中*共*地下组织实施破坏与镇压。 蒋介石有了这支由其“黄埔嫡系‘十三太保’”为骨干、似同于其“蒋家王朝”之“御林军”的秘密组织后,更令人望而生畏、而利于他的寡头政治了。 且说,蒋介石与汪精卫返回南京“复出”之时,“国联调查团”终于也于一月二十一日在法国正式成立了。 “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五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曾《任》“印度孟买省长”、“代理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 “美国代表”是曾《任》“菲律宾总督”的麦考益“将军”,“法国代表”是曾《任》“法属西非军司令”的亨利·克劳德“将军”,“德国代表”是曾《任》“德属东非总督”的恩利克·希尼“博士”,“意大利代表”是曾《任》“意驻南美各国公使”的马柯迪“伯爵”,“国联秘书处股长”哈斯则为“调查团秘书长”。 中国前《任》“外交部长”顾维钧作为“中国顾问”、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任委员”于能模以“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专门委员”身份,也都参与了“李顿调查团”工作;而日本则派遣曾是“驻沈阳总领事”、时《任》“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也参与了“调查”;如此阵势,倒确是壮观。 虽说,“李顿调查团”组成了;然因,“李顿调查团”尚远在欧洲,拟从法国的勒哈弗尔港出发,走海路经伦敦、华盛顿等地,绕道半个地球后、才能抵达中国,可谓是路远迢迢、遥遥无期;因此,对于已在遭受“日军”蹂躏的中国而言,仍是远水近火、难解燃眉之急。 果然,“国联”组建“李顿调查团”后,“日军”非但没有收敛,却反而又欲在中国的上海滋事了。 其实,“日军”早就觊觎上海;只是,中国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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