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物权法百科全书小辞典957-2-31 (第6/8页)

 对于每一种民法来说，“规范”是必要的，“调整”则不一定的。“规范”是必要条件，也是“调整”的前提条件；“调整”是选择条件，而且“调整”本身也离不开“规范”。民事主体的权利，有“可调整”与“不可调整”两个方面，民法对于不该调整的盲目调整必然铸成大错。非常遗憾的是，民法通则认为民法对于所有的民事关系都要调整——无论是应变的或者不变的民事关系统统在“调整”的范围之内，至于重要前提“规范”则三缄其口。

    民法通则第二条一味只讲“调整”，把最主要的指导原则“规范”抽掉了，会对于民法的理论与实务造成非常难堪的局面，并且30年来一直对于此类瘕疵未予以纠正，不得不说这是非常大的遗憾。希望今后在制定“民法典”或者专门修正《民法通则》时予以纠正。

    根据当前的法律情势，修正句式应当是：

    《民法通则》的条文应当是：“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规范、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物权关系、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之所以要把“物权关系”添加进《民法通则》并排在其它两个关系之上，是因为物权关系是非常突出的一类民事关系，对于每个物权人的关系非常重大，也牵连到许多公法、民法纵横之间的法律关系，《民法通则》理应把它排在第一位。

    再者，物权不同于财产权，物权关系不同于财产关系，物权法不同于财产法。即使是财产关系，也不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免不了“人与物的关系”。所有制关系法与所有权关系法是有区别的，物权法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角度也是不一致的。

    （5）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正确的

    梁教授在其反驳文章提到：[关于物权的本质，究竟是反映人与物的关系或人与人的关系，自德国法学从所有权、用益权、抵押权等抽象出“物权”概念，并进而创设“物权体系”之时起，就有不同的认识。最先出现的是所谓“对物关系说”。此说为中世纪注释法学派所提出，后为德国学者邓伯格（Dernburg）所倡导并予完善。依照此说，债权被认为是人与人的关系，而物权则是人与物的关系。按照这一思想，物权被定义为“人们直接就物享受其利益的财产权”，亦即人对物的直接支配权。]

    笔者认为，中世纪注释法学派提出的关于物权法之“人与物的关系”的论点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理由是：凡是物权关系人，得与对应的物——有形物或者无形物、要式物或者略式物发生关系，这个概念是精准的，逻辑的外延是周延的，因而是无懈可击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物权法的内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物权法的外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拓展形式。理论上，否定前者是不行的，而否定后者无关紧要或者是可行的。

    譬如，物权法第十九章“占有”的规定共5条，分为权利性占有与事实性占有两个类别，权利性占有与物权有关，事实性占有不一定与物权有关，两者都是物权法的对象。事实性占有这种占有方式一部分是可以软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即使是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避免不了“人与物的关系”的。无论是权利性占有或者事实性占有，没有证据能够否定“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但否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能够找到证据的。

    物权，除了开放性、排他性一面外，还有孤独性、封闭性的一面，有物权变成了无物权，排他性变成了非排他性，这样的现象是会经常发生的。

    再者，附义务的物权与不附义务的物权情形也不一样。前者往往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者则不一定或者不可能。如农民获得农用地承包权后，国家没有减免农民负担之前则附有向国家交公粮的义务，于是在物权之上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物的关系”）；国家减免农民负担之后则不附有向国家交公粮的义务，于是该物权是静止不变的权利，只维持“人与物的关系”的情形。

    至于断定物权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逻辑的外延是不周延的，因而是错误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什么样的物应有尽有：有的是天然物，有的是人造物；有的是可利用物，有的是不可利用物；有的是正使用物，有的是废弃物；有的是有益物，有的是有害物；有的是开放式物，有的是封闭式物；有的物可以构成财产权，有的物不能构成财产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现在的事实要件和现实问题是：A、物权法对象中，凡是产生物权的，必然发生人与物之间的关系；B、但是产生物权的，并不必然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物和物权除了开放性的一面外，还有封闭性的一面，只要物和物权一封闭就不会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C、即使是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类的，必然经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为总有人需要支配标的物。总之，在每个国家的物权法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恒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一定的。

    断定物权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者，还混淆了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界限。“物权法”之主要对象是物，因物生权，权由人支配，这期间很有可能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不是完全的，也不是绝对的。总之，动态的、发生物权关系的和附义务的，就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静止不变的、不发生物权关系的和不附义务的，就不一定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结论是：所有与物权有关联的关系，必然发生“人与物的关系”，不仅对于物权法这样的民法是如此，对于土地管理法之类的公法也是如此。

    以物权法第七章为例，里面有相邻关系的用水权、排水权、通行权、管线安装铺设权、通风权、采光权、日照权、瞻光权、有害物质排放权、相邻不动产安全权等，这些是法定的不动产利用权，不是通过财产交易取得的权利，里面就有许多纯粹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譬如，农村居民每天到河边上挑水饮用，农民在自己菜地里开挖蓄水池或者储粪池等，城市居民每天排放家庭废水、废弃垃圾和厨房油烟，打开窗户通通风、晒晒太阳，在家中搞搞装饰等，纯粹是个体行为和封闭式支配物的活动，只要不影响到他人的工作生活，也不开展物的交易活动，就是纯粹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6）折衷说也不一定可靠

    梁教授在其反驳文章还提到：[民国时期的民法学者刘志扬即采折衷说，其《民法物权》上卷第2章第1节写道：“盖物权之成立，具有两种要素，一为权利人对于物上具有之支配力（学者谓之积极要素），一为权利人对于社会得对抗一切人之权能（学者